惊蛰那天恰好周末，休假的我和母亲在老家门口的菜地里，用铁锨平整菜畦。
　　太阳很大，不多一会儿，我便热得把羽绒服脱了下来。我沐浴在款款而来的春风中，顿觉一身喜气洋洋的清爽。母亲说：“现在条件真是好了，去年装了壁挂炉地暖，过这冬，我也连厚棉裤厚棉袄都没有穿，尤其是早上起床，不受罪了。唉，这才几天啊，跟做梦一样。你姐姐出生的时候，连块裹孩子的布都没有。你上初中那会儿，冬天一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儿，就爬到炕上，暖和手脚。”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晴好的阳光，镀在她鬓边的银发上，分外好看。
　　家里竟然穷到连裹孩子的布都没有，我真的不能想象那个场景，可每每听到母亲这样说，一层悲壮且苍凉的云团便悄然涌上心头。也听说过早先过冬，有人把牲畜牵进屋里来取暖的，听说而已，我并没有亲眼见到。而我对于母亲口中的火坑，是再熟悉不过了。烧火炕需要柴禾，先前农村的孩子，都有拾柴火的记忆。
　　就在我追思往事的时候，近旁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正开着喇叭路过。我忽然想起那个老煤炉，于是我叫住那三轮车，在牛棚的角落处，找出那只铁炉子来。那是一只铸铁的煤炉，形状很像现在酒店里烧木炭的铜火锅，只是这么多年过来，早已“暮去朝来颜色故”，浑身上下，锈迹斑斑，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母亲问收废品的人说：“多少钱一斤啊？”那人回答说：“都锈成这样了，也就两毛钱一斤。”母亲把脸一拉，说：“才两毛呀？那俺不卖了，当初买的时候，花了二十五呢，你看这，还能用啊。”
　　一个从困苦的泥潭里挣扎上岸的人，会把恐惧刻进骨头里。比如母亲，在母亲眼里，一根草都有一根草的用处，更何况一只铁煤炉呢。我能理解她。这只老煤炉，在前几年改大炉子带暖气片的时候，也打算卖过，也是因为价格，没有卖掉。后来母亲说，那是四十年前父亲修防潮坝，三个月领了三百块钱，买了一架工农牌缝纫机，还有这只铁煤炉。母亲学父亲说，修防潮坝，干活两头不见太阳，一天吃五顿饭。煤炉买回来之后，父亲创造性地把这铁炉子连接到火炕上，于是，这火炕由早上点着炉子，到晚上封炉子，就一直有热量的持续输入了。父亲为了节约用煤，用泥把炉膛糊起一部分来，这叫膛炉子，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那时候，农村里家家户户的煤炉，都要膛一膛。如果见到谁家的炉子没有膛，那回头一准儿说：吃饱了撑的，踢蹬穷。
　　我曾问过母亲，买这个铁煤炉是哪一年，母亲笑着说：“这你还忘了啊，那年你12岁，刚上初一，咱们家承包了村里的苇子湾，你上高中那年，咱家又包了村北的老窑场。”上初中时候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关于寒冷的记忆和我的一位班主任有关系。那天，班主任看到我上课戴着手套，很生气，责令我摘下来，我说我的手冻伤了，红肿的手背上，裂开的伤口流出的脓血，和手套粘连在一起，一脱手套，伴着钻心的疼，撕裂的伤口洇出鲜血。
　　吃过苦的人，会落下一个“吝啬”的病根儿。母亲说：“俺们这辈子吃的苦，你三辈子也吃不完。”这话我深信不疑。
　　“大娘，您这炉子不卖，我可走了啊。”收废品的人不耐烦地说。“收拾收拾，打扫打扫，还能用的呀？”母亲看了看我，很惋惜的样子。“要不就留着吧，逢年过节的，你给你的孙子孙女们讲讲这老煤炉的事儿。”“只怕是讲也没人听了，都一个人抱着一个手机，自己玩自己的。再说，条件好了，地里有活儿，也都用大机械了，想吃苦受累也没地方去了。”
　　母亲说着，叹了一口气，拿起铁锨继续去平整菜畦。过不了几天一场厚实的春雨后，这块土地里的种子，又将萌发出新芽。大门口，那只老煤炉静静地看着这个世界，好像在思考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