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成立于1950年的惠垦修防处家当：30名职工，20余间民房，办公桌椅、凳子颜色各异，宽窄不一，长短不齐，高低不等，因为全是从农民家里凑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是11辆自行车，谁出发谁临时借用，唯一的大型交通工具是一辆两头骡子拉的胶轮大车。这种交通工具以现在的眼光看够原始了，可在70年前，在整个滨州地区，比现在的凯迪拉克、加长林肯也惹眼。与此相媲美的还有专门烧大砖的黄河窑厂的骡马车队。十几辆马车，配备了从50多头骡马中精选出的30头精良骡子，一车三套，车夫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小伙，出车时一摆就是几里地，骡蹄一撒，尘土飞扬，长鞭一甩，嘎嘎作响。若能坐大骡车，那个威风，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无法体会——1950年从省局测量队调到修防处的孟庆云回忆起那骡那车，几十年之后还两眼放光。
　　其中最出众的两头骡子，在“车把式”杨俊峰的精心喂养管护下，膘肥体壮，鬃长毛亮，十分喜人。每当闲来无事，同事们都愿到饲养棚前看大骡子吃草、撒欢儿。但天有不测风云，1951年春，一头骡子得了重病，治疗无效而死，疼得老杨好几天吃不下饭，大家也一块跟着悲痛了好些日子。
　　当时垦利修防段冉祥龙回忆，病死的那头骡子原属垦利修防段，是1949年特意从昌潍花了3000斤大豆的钱买来的。一天，修防处上级到垦利发现了这头骡子，就下调令要调往修防处。那时实行供给制，牲口和人一样，都是在编制之内，下属单位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一纸调令，修防段只得忍痛割爱，而“车把式”韩官贤却心疼得吃不下饭，坐在床上哭。看看没有办法，段长只好表态让老韩到附近几个县的牲口市上，买一头他最相中的来替代这头骡子，老韩才被哄得不再哭了。
　　好日子很快结束，“三年自然灾害”到来，人都吃不饱，那些饭量比人还要大几倍的骡马自然就慢慢不见了。减员的还有治黄队伍，“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回家种沟葱”，因为每人粮食供给不能保障。1959年每人每月15公斤，1960年降为13.5公斤，1961年降为12公斤，其中细粮仅2公斤。为应对饥荒，1960年开始，省河务局指示地局增设生产科开展生产自救，他们便买了渔网和一个小船，从春分到谷雨这段时间打鱼，每天都收获几十斤甚至上百斤。一天他们托老乡捎信说让马车去王旺庄河滩拉鱼，多少鱼还得动用马车？好家伙，400公斤，他们已经抬了九大筐还没抬完，可以想象这些鱼让修防处的人怎样一个好吃！一人分一公斤鱼丸子，还分给了家属30.5公斤！不要钱。
　　鱼情有好有坏，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能打着，还得想办法弄些填肚子的“粮食”。经与军马场和三角洲深处的建林公社联系，野生植物管理处给修防处在军马场附近划了20亩的野豆子地片。修防处组织了20多人前去孤岛收割，一望无际的两米高的芦苇，没有标记就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仅小小一片，这年就给了修防处545人每人10公斤的野小豆子。而像他们一样，来采摘野豆子的外地逃荒农民，那就更多了。野豆子采完后，他们又找到垦利下镇公社社长，在青驼一带划给他们一片黄蓿菜地片，采集菜种子。1960年秋后，部分采摘野豆子、黄蓿菜种子的同志撤回，留下两人值守，夜里大水漫滩，炊具、口粮全被卷走。两人蹚水回返，两顿饭没吃了，好歹在宁海碰上一家饭店，可店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一块牛肉，一称，差一点7公斤，就让店家放锅里煮，还没熟就先吃，带着血。好歹在三角洲深处待了一年的他们原先并没饿细肠胃，吃完又一气走了160里地。若是一般灾民，若是吃了就睡，饿没饿死，准会撑死。
　　最困难的日子，还是先祖所传“采集”“渔猎”的看家本领，救了他们一命。
　　最困难的日子，还是他们一辈子守护的黄河，给了他们以特别的善待。曙光初照，四野蛮荒，看天地间蹒跚走来的两位先打鱼又采野豆子的、衣着褴褛的两位黄河人，像炎帝还是像伏羲？
　　——节选自《黄河传》第十四章第十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