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光：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咨询专家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王春光说，实现乡村振兴，把农民组织起来，需要解决农民参与的动力和组织者的能力问题。
　　先说农民参与的动力。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由于自身抗风险的能力弱，除去生产，还要考虑家庭、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医疗等。对于农民而言，他参与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是风险，其次是利益。因此，绝大多数农民不考虑“折腾”，因为他折腾不起。王春光说，要组织起农民，引导农民参与起来，要换位思考，充分把握农民的所思所想。
　　他分析，广大农民所追求的，不外乎想有相对稳定可持续的体面收入、适宜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以及合法的权益保障。所谓体面收入，指不比外出打工收入低。务农需要资金、技术、组织化以及相应配套的生产性公共服务来保证，才能减少农业风险。适宜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最主要的是教育、医疗卫生、信息、交通以及基础设施等。合法的权益保障，指财产权、所有权、经营权以及生产劳动自主权和选择权，公共事务治理权力等。
　　关于组织者的能力，王春光认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组织者的能力包括承担风险的能力，融资、技术等产业发展能力，社会保护（服务和保障）能力，社会参与和自治能力，政策信息获得和信息复制的能力等。
　　在王春光看来，这些能力都是现在农村普遍比较欠缺的。产业发展能力方面，目前乡村存在融资能力弱、技术水平低、市场竞争力弱、组织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农村社会服务能力非常不发达，原来主要靠家庭和邻里来提供，但是现在大量青壮年外出了，剩下的都是老人，他们相互照顾的能力比较弱。社会参与和自治能力方面，村庄普遍存在着治理“行政化”问题。行政化确实有利于政府政策的落实，但是忽视了自治，抑制了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参与意愿，反过来削弱了他们参与社会特别是村庄自治的能力，由此带来不少负面影响。政策信息获得能力方面，村庄常住人口年龄偏大，他们获知政策信息的渠道偏少，特别是不会利用网络技术来获知这方面的信息。
　　王春光“解剖”庞家镇的做法，认为庞家镇有效解决了几个问题：
　　一是精准服务机制。以精准服务中心为平台，以遍布各村居的精准服务联络员为触角，将乡镇与农村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利用联合社、合作社平台，将农民组织起来，组织者的作用和力量得到了体现。
　　二是利益分配机制。联合社按照收益进行分配和二次分配，解决的是利益共享的问题，这样农民需要承担的风险很低，不容易产生损失，而且还拓展了增收渠道。
　　三是品牌机制。农业缺品牌，要把产品变得更有价值才能有更高的价格，农民的受益才能更高。“国庞”将地域的产品、劳务、服务品牌化，这条路子走得很好。
　　王春光建议，一是要保证农产品的质量，产品检验技术应用和农产品监管目前在基层是严重缺乏的。二是要自觉地发现资源，把资源变成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