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担任省委书记期间
　　调整干部工作告一段落后，1938年5月，刘顺元由中共中央长江局调往安徽，任中共安徽工委组织部长、书记。8月，任新组建的皖东工委书记，再任苏皖省委书记。1939年冬，作为省委书记，刘顺元在苏皖省委驻地主持召开了欢迎刘少奇率领的中原局机关干部大会并与刘少奇进行了较长时间接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0年1月，苏皖省委改为津浦路东、津浦路西两个省委后，刘顺元任津浦路西省委书记。1940年4月，鉴于津浦路东任务更艰巨，他又被调任中共津浦路东省委书记。1941年5月，路东省委改称路东区党委，刘顺元仍任党委书记。1943年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将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合并为淮南区党委，统一管辖运河以西、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淮南铁路以东广大地区，谭震林任书记，刘顺元为副书记，罗炳辉为委员，由刘顺元实际主持区党委工作。
　　淮南区在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权的眼皮子底下发展，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华中局和以陈毅为首的新四军军部长期驻扎在淮南地区。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淮南区有部队5万人，有17个县级政权机关，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战略区之一。刘顺元从头至尾参与创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深受群众拥戴，被诗赞为：“嚼残江左三冬雪，染出淮南一代红”。
　　八、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被迫辞职
　　1945年9月，刘顺元调东北工作，任辽东省委副书记。1946年5月，为了加强苏军管制的旅大地区的工作，刘顺元又被派到旅大地委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主持政府工作并分管群众工作。刘顺元发现苏军纪律非常不好，劫夺中国居民财物、奸污中国妇女的现象常有发生。刘顺元对苏军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和忧虑的同时，苏军司令部也发觉这个农民模样的中共高级干部不很驯服，双方矛盾终于爆发。
　　苏军对刘顺元的不满，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关东行政公署办公地点的问题。为了控制中共，苏军要关东行政公署迁到苏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旅顺。苏军遇事就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找到苏军司令部，以殖民者的态度训话，苏军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令刘顺元不满。
　　中共旅大地委利用大连为苏军占领区的和平环境和工业基础，大力发展军工生产，由刘顺元负责组织，遭到苏军回绝，刘顺元就秘密进行生产，成立了以边章五为主任的军工生产委员会，苏军更加恼火。1947年6月，刘顺元拒绝按照苏军要求发表广播演说。他说：“要我捏起鼻子来说人家的好话，我不干，而且今后还不想干。”当年11月，被苏军司令部以“不拥护苏军的方针和苏军司令部的政策”的罪名，勒令离职离境。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与苏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九、忍辱负重
　　刘顺元是怀着满腔义愤离开旅大的。他曾经到驻在吉林省通化地区的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向陈云诉说了旅大事件的真相。1948年5月，刘顺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报到，向饶漱石、陈毅报告了旅大事件的经过。陈毅说：“这哪里是什么反苏，是民族气节嘛！”正因为陈毅了解刘顺元在旅大的这一段历史，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以后，陈毅不止一次地称赞刘顺元，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敢于公然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第一人。
　　刘顺元返回华东局不久，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夺得的第一个大城市，接管工作的好坏影响巨大，中共中央决定设立直属华东局领导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任命刘顺元为济南特别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
　　由于以刘顺元为首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加上入城的解放军和干部以严明的纪律和艰苦的作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济南全市人心稳定，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到当年年底，便达到了战前的生产水平，各方面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中共中央华东局非常重视济南特别市委接管济南的经验，指定刘顺元写了一份专门的报告转呈中共中央。党中央在由华东局副书记曾山和刘顺元联名上报的十条经验的基础上增添了两条，转发各解放区，作为接管沈阳等大城市的工作依据。
　　可惜，刘顺元遭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康生的压制。再由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时，斯大林点了刘顺元的名，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用。我希望今后中苏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1949年10月底，刘顺元被撤销职务。
　　1950年4月，刘顺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下属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属的规划局副局长，从此“隐姓埋名”，在华东局机关内部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此后又逐渐升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人事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十、坚持实事求是，遭到批判和囚禁
　　斯大林病逝后，刘少奇打听刘顺元的下落，说：“可以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了”。1954年9月，刘顺元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副书记，是惟一的副职上海局委员。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是江渭清，是刘顺元在皖南根据地时期的老战友。1957年1月，江渭清休养期间，刘顺元代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中，刘顺元与江渭清以及省长惠浴宇等省委一班人头脑清醒，保护了大批干部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1958年，针对浮夸风，他签发文件，要求：“凡高产卫星，必须经县委书记以上的负责干部亲自参加收割、验收，否则一律不予报道。”1961年，刘顺元深入乡下调查研究，对整个社会发展大势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针对所谓的政治挂帅，他说：“共产主义思想，首先是物质丰富的反映。”他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工作必须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归根到底，还是把按劳取酬搞好，把价格政策搞好，还是物质利益。只有在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基础上，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教育才是有效的。不然喊政治口号越凶，越没有东西。”他说：“有些人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割裂开来了，本末倒置了。”1963年2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利用会议空隙时间，拜访了老战友郑位三，诉说了自己言不由衷的痛苦。刘顺元接受郑位三忠告，即向中共江苏省委请病假，从此不在任何公共场合露面，而是闭门谢客，埋头读书。1966年，刘顺元偕家人离开南京，到安徽省来安县大余郢村居住，与他在抗战期间亲自培养的全国劳动模范为伴。
　　1967年1月23日，刘顺元被江苏省级机关造反派揪回南京批斗，先后被囚禁在华东水利学院、炮兵工程学院，遭到红卫兵们非人的折磨和逼供，家人也受到株连。1968年3月被关入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禁，再被囚禁于“五七干校”和南京公安干校、句容劳改农场等地。在被监禁的恶劣环境中，他坚持真理，不屈不挠，拒绝为被打倒的老革命家作伪证，并以南京中共代表团审干组长的身份证明了许多老革命的清白。面对严刑逼供，他始终不说假话，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1973年返回南京，直到1975年底才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失去自由，但刘顺元没有失去信仰，他坚持读书，仅《列宁全集》就通读了两遍。
　　十一、晚年担任中纪委副书记
　　1977年底，刘顺元恢复工作，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顺元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并且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原中央党校校长王从吾、原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启龙一起，被指定为中纪委的5人核心小组成员，承担起中纪委的日常工作。
　　1980年10月，刘顺元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中央批准他离开中纪委副书记的领导岗位，以实际行动与积弊已久的终身制决裂。不久中央批准他离开北京，担任浙江省委顾问，仍保留中纪委副书记的职务，经过他再次请求，中央才免除了他在中纪委的领导职务。1982年4月，他回到工作了几十年的江苏离职休养。
　　1996年2月14日，刘顺元在南京病逝，享年93岁，骨灰安葬在其工作战斗过的安徽省来安县原淮南抗日根据地半塔集遍植苍松翠柏的青山上。其遗著编有《刘顺元文集》。
　　刘顺元一生生活简朴，不沾酒、不沾财。“他每到一地，只要求吃豆子稀饭、馒头大葱，从来拒绝人家宴请的。”他保持了一世清醒，一生清廉，一身清白，是“三清”干部。其衣着常年似老农，被大家公认是工农干部。他通读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战争与和平》等，通读过马恩列斯的著作和二十四史。一套马列全集几十本，他一边读，一边批注，书的空白处写满了笔记就再买一套，单是整套的马列全集，他就读过五套。
　　刘顺元一生嫉恶如仇，“危险时绝不贪生怕死，安乐时绝对不会贪污腐化。在真理面前一定能低头，同时亦不在思想政治上盲从。”“文化大革命”中，他不作伪证，不污人，不自污，面对严刑逼供，始终不说假话。面对刺刀，他蔑视地说：“要我这个人说假话，我看你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其高风亮节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公认。
　　199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丁群先生的《刘顺元传》，是对刘顺元光辉一生的最权威阐述。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原文采自《滨州百名历史人物》，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