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大的变故，我换了一个学校任教。新学校离老家三四公里路，离住处十多公里，以学校为端点，三个地方形成一个大的锐角，而更有利于我回老家，看望父母，只需要多绕一个“之”字形的弯。
　　老家的土地并不多，只剩下村口边边角角的一点，母亲说：“这样也还好，再如同当年那样多，也种不了拾掇不过来了。”母亲说着说着，眼里就开始闪出光来。母亲说：“年轻时候真好啊，稻田地，棉花，还有麦子玉米那些，最多的时候，到了三十多亩呢。”这话说得很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说着当年曾在万马军中，斩获多少敌军一样。母亲为了验证自己的功业，又大声地问父亲。耳背的父亲直直地看着母亲说：“你说啥，我听不见。”身经百战自然战功赫赫，可也留下一身的伤痕，对于母亲而言，除了手上和父亲一样都有厚厚的老茧，还有腰部严重劳损，走在路上，很像一个大大的直角三角板。
　　虽然父母已是伤痕累累，可在土地里劳作了一辈子，辛勤已经刻进了他们的骨头融进了他们的血液。岁月尽管消磨了他们的气力，可那股子强韧的干劲儿丝毫未减，他们把老家的院子里里外外都种满了瓜果蔬菜。我估摸了一下，得有二十多种，单说蔬菜，且不说平日常见的茄子、辣椒、黄瓜、豆角、芸豆、菠菜、香菜、油麦菜、韭菜、苦瓜、丝瓜、冬瓜、白菜、小葱、大葱、圆葱、西红柿，还不知从哪里淘换来一种叫秋葵的植物，知道我姐姐妹妹喜欢吃玉米，特意开辟出一块地来，种春玉米。除此之外，还种了苹果树、梨树、柿子树、香椿树、枣树、葡萄、桃树、杏树，从春风吹开始，到秋霜降为止，我们姐弟们连同前后邻居，蔬菜瓜果几乎不用买。有一回妹妹的同事路过，看见满院子的葱翠，以及隐藏其中的果实，便毫不客气一股脑儿塞了满满一后备箱。母亲想去帮她一起摘，结果妹妹同事直摆手，说：“您可不知道，从菜棵上摘菜，那感觉太舒服了，太解压了。”母亲没有听懂“解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只是嘱咐妹妹，让她同事多拿一点。
　　妻子说，母亲是个有大智慧的人。我认为她说的有道理。
　　母亲的大智慧，就我的观察来说，她心肠热，很愿意帮助人，不管是自己的工夫还是东西，从不心疼，即便是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日子里，母亲看到比自己还困难的乡邻，也会尽力帮助。可对于别人的给予，她却总是心怀感恩，甚至是愧疚。母亲说：“咱又没帮人家多少，人家给咱这么多，心里实在不落忍。”母亲的这种想法，甚至影响到了她的生活。去年过生日，母亲说：“你和你表哥表姐那些亲戚说，今年我这生日不过了，免得人家因为我花钱花物的。”我说：“除了我小舅，你们这个大家上年纪的也就剩下你了，再说，年来节到，下来庄稼蔬菜，你不也是大包小裹挨家挨户地送吗？”母亲说：“咱那些都是地里长的，不值钱。”母亲总是惦记着她周边的人，总觉得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不易，却唯独对自己，视而不见。
　　记得有一年腊月的一个晚上，吃过晚饭，我打算起身回自己的小家。母亲对我说：“你等一下，和我去一趟你福田婶子家吧。”我问：“怎么了。”母亲说：“福田婶子原本在儿子家帮忙看孩子，和儿媳妇闹别扭，回老家来了。”母亲叹了口气说：“这都去了一年多了，老家里冷锅冷灶啥也没有，连个煤炉都没有，我把咱们家不用的煤炉找出来，又装了一些煤、玉米芯，还有白菜、南瓜，都在小推车上放好了，你帮我送过去。”
　　我问：“为啥要晚上过去呢？”母亲看看我说：“白天大灯白眼的，庄里庄乡看到，背后说三道四的，让你婶子不更难受吗？”于是我和母亲趁着夜色把东西送过去。母亲没有让我进福田婶子的家，我在门外等着她。故乡的夜很安静，没有风，尽管是深冬，我也并没有感到寒冷，反倒是有一丝温暖在暗夜里漂浮着。高高低低的房子，在静默着，它们好像在想着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回来的路上，母亲走了一段路后，伸出手扶在我的胳膊上，并嘱咐我走得慢一些，我的鼻子酸了一下，眼里流出泪来。
　　我的母亲老了。那个在我上初三的时候，来回跑了三十公里路，去市区给我买黄大衣的母亲，如今，几百米的距离，已经走不了了。我在心里嘱咐我自己，一定要常回家，再不行，就搬回家住。后来，我和母亲说了我的想法，母亲不同意。母亲说她和我父亲身体还行，不用担心，只不过，东边的老屋的门道顶子的瓦松动了，让我有时间的话修一下。母亲的话当时我记在心上，可别的事情一忙，就忘在脑后了。我似乎已经习惯了母亲的牵挂，而对于母亲的嘱托，却往往一拖再拖。
　　老家是东西相连的两个院子，我们习惯地称东面为老院，西面为新院，新院开门朝西，西面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老院和妹妹同龄，一九七六年垒成，新院和我儿子同龄，一九九六年建成。两个院子隔着一道院墙，为了出入方便，在院墙上开了一扇门，父母为了顺眼，又在门上面垒了一个小房顶。也就是母亲口中所说的门道顶子。因为是过道，所以也是因陋就简，门道顶子只是三根木棍搭起一个屋脊来，上面铺了稻草苫子，糊上泥，再铺上瓦片。搭成后，父母也就没有再去留意它，任由它自己在岁月的风雨里，风干，枯败，直到母亲发现上面的瓦片有松动。而我却又没有留意母亲的话，直到回家看到母亲左胳膊有异常，一问，才是门道顶子上松动的瓦片掉落下来，砸伤了母亲。尽管母亲反复说没事没事，可我心里却十分愧疚。事不宜迟，有错就改，当即决定，拆了重搭。
　　依照我的意见，把门道顶子拆了，也就算了。母亲说：“那像什么样子啊？没里没外的。”既然不同意，那就按照母亲的意思办。这些年来，我也自以为慢慢理解了“孝顺”的含义，孝心，顺为先。
　　可是，眼是好汉，手是孬蛋。看着不大的一个活计，真搭上手干起来，却也很是有些费力。我先是搬出梯子，爬到顶子上，把上面的瓦片揭下来。我揭一片，递给下面的父亲摆放好。我一手扶着梯子，一手揭瓦，不多会儿，鼻洼鬓角这汗就下来了，并且大有漫延之势。等把屋顶上的草苫子除下来，我站在梯子上的腿都开始止不住地抖起来。我下来坐在板凳上喘息了一会儿，喝了点水，感觉头顶上的太阳格外炽热，并且奇怪的是，一丝风也没有，上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母亲心疼我说：“要不明天再垒吧，这活又不着急。”我歇息了一会儿身上也积攒了一点力气，又按照父亲的意思，把两侧砖垛子拆除了一部分，其中腐朽碎裂的砖块清除出去，换成新砖再垒起来。中间又休息了两次，终于把砖垛子砌起来。我当即决定，明天再干，理由是，天太热。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心想早上毕竟凉快一些。到家一看，母亲已经把地上的碎土堆在一起，加上水，准备和泥。按照母亲的意思，又按原先的样子，搭上三根木棍，再用钉子钉上木板，木板上铺上草苫子，然后我从梯子上下来，和泥。等我把泥和好。为难的事情又来了。我需要先把泥用铁锨扔到门道顶子上，然后再拿着泥板上去抹平，再铺瓦。然后再下来，扔泥，再爬上去。
　　第三天，要是有个人能搭把手，该有多好啊。母亲说：“我上去吧。”我心想，八十岁的老太太，爬房顶上去铺瓦，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不要了命了吗？“我行啊。”母亲说，去年就到北屋房顶上去修过瓦的。我说“不行。”“我行啊。”母亲执拗地说。
　　“不行！”当我大声地吼出这一声来，连自己都吓到了。我这还是第一次吼母亲。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竟突然之间心里有一股火气。是因为母亲的执拗吗？还是因为自己的无助和无力呢？我是多么想能让自己的父母两个老人安享晚年啊，可是他们竟又要求这么高。
　　母亲说：“你自己上来下去的，忙不过来啊。”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给阳阳（我家儿子）打电话。母亲说：“这么点活儿，别叫他了，弄得他也一身泥。”我说：“没事，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也该让他干点活。”我电话给儿子打过去，让他回老家干活。母亲见我放下电话，又低声说：“我真的行。”我没有再回应母亲的话，自己拿起铁锨，往顶子上扔了泥，然后再顺着梯子爬上去，铺上瓦，就在我准备第二次准备扔泥的时候，儿子走进院子里来。
　　儿子来了，也就相当于“援军”来了。于是我在下面扔泥、递瓦，儿子在顶子上抹泥、铺瓦，不多会儿，就完成了。母亲要给孙子下面条，儿子想回去洗澡，就开车走了，我也想回家洗洗澡，也开车回去了。隔了两天，我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趁着下班，绕路回老家看看。原先狼藉一片的门道已经收拾干净，再看那个门道顶子，和前两天有些不同。
　　母亲说：“我自己又爬上去看了看，阳阳干活太大意，都没有摆严实，我又重新摆了摆。”我说：“你咋没叫我呢？”母亲说：“你那两天就累够呛，还要上班，我就没有叫你。”看着母亲佝偻的腰身，我的心里又酸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