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姚吉成教授走进滨州市博物馆，带来了讲座《游百川与黄河》，谈的是滨州名吏游百川的治黄得失。讲座中，姚吉成分别从游百川其人、1855年黄河改道后下游的灾难、南流与北流之争、游百川漫长的苦谏、游百川的“治河三策”、游百川治黄功过刍议六方面，对游百川及其治黄之策展开了具体论述。
　　游百川晚年致力于治黄，奠定缕堤遥堤雏形
　　游百川(1822—1895)，杜店中游村人，官至二品总督仓场侍郎。1868年，他上疏严禁各省栽种罂粟，甚至劝阻同治皇帝重修圆明园。游百川晚年督办黄河治理，主持济南泺源书院、东昌府书院，为山东教育贡献力量。在其家乡，至今流传着游百川“八里下轿谢师恩”“治理黄河修堤坝”“教子学医救百姓”等诸多故事。
　　1855年黄河改道，夺大清河入海，黄河下游流经的山东地区时常发生水患，成为黄患灾区。清廷内部就是否将黄河徙归故道问题分成南流和北流两派，进行了长达近30年的争论。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黄河新道两岸民埝的连接和加固完成，宣告黄河新河道正式形成。
　　水患发生后，生长于滨州的游百川心系家乡父老，寝食难安，多次向同治、光绪两位皇帝上书反映河患之重。
　　光绪八年（1882年）秋汛，黄河在历城决口，河水由济阳入徒骇河，鲁西北、鲁北地区数十个州县遭受水灾。游百川再次上书，并举荐浙江巡抚陈士杰任山东巡抚。年底，朝廷派游百川赴山东查看。此时，年逾六十的他，顶着凛冽北风、满天飞雪，开始了巡河之旅。两个月周历黄河上下游后，游百川上奏章，提出了“治河三策”，即疏通河道、分减黄流、亟筑缕堤。
　　基于此，姚吉成认为，游百川注重实地调研，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较为科学有效的治河方略。
　　对游百川治黄功过，姚吉成作了总结分享，他认为：首先是推动了黄河治理。如推动由民间自发的“筑埝保村”，发展到地方官府组织局部的筑坝保家，再到国家层面的统一治理；其次，奠定了缕堤、遥堤（一号坝、二号大坝）的雏形；最后，鼎力赈灾抚恤，减轻了灾民疾苦。但遗憾的是，游百川没能实现“让地于水”筑成遥堤的目标，致使后续几十年黄河决堤泛滥仍然不断。
　　消失的安平镇，曾经盐商帆船、运粮漕船穿梭如织
　　对于黄河，姚吉成的研究不止于游百川。今年，他的新书《黄河古镇——从安平镇到大安定村》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安平这座古镇，距离游百川老家中游村很近，就位于现在的大安定村，在长深高速滨州南立交出口位置。
　　在该书中，姚吉成介绍，宋元明清时期，山东大清河两岸产生了许多经济、文化较为繁荣的重镇，如利津铁门关，滨州的北镇、安平镇，惠民清河镇等。古安平镇曾是大清河岸边的一颗耀眼明珠，各地盐商帆船、国家运粮漕船曾穿梭如织，形成了较繁华的集镇贸易商业文化。
　　该书对安平镇始建于宋代的高尚观、元代的龙吉寺以及明清时期滨州八景之一的琉璃井史料等进行了挖掘整理。据了解，早在宋徽宗时，刘卞功在此修道，徽宗多次“召而不入”遂赐“高尚”二字，其道场被后人称为高尚观。元代，信徒们在此修建了龙吉寺，在民间影响较大。
　　该书对1855年黄河改道夺大清河河道入海后造成的灾难进行了描述。那时，禾田被淹，房舍荡袭，安平镇及其辖区内的龙吉寺、祖师庙、泰山奶奶庙等建筑物被厚厚的黄河淤泥所淹没。1900年，黄河在安平镇上游南岸决口，安平镇就由黄河的南岸变到了黄河北岸，镇上居民不得不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安家立村。
　　姚吉成介绍，现在长深高速滨州南出入口的大安定村、小安定村、码头村等都是当年安平镇分出的新村。如库李村是以世代在安平镇看守仓库的李姓家族为主新立的村庄。这些村民团结一致筑坝保家，积极参与黄河治理，留下了众多故事和传说。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居民在党的领导下筑坝保家，变害河为利河，改造盐碱地为稻田，保护黄河生态环境，助推了农业发展。劳动中，他们传承、创造了夯歌、号子、小戏等地方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他们通电、修路、安装自来水、改造厕所、建设健身广场和文化大院、开设家风家教传统文化大讲堂等，创造幸福安居生活。游百川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