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卡
　　邹平西南行20余公里，是山峪纵深、古木参天的长白山脉，群山环抱之中，有一座久负盛名的千年古寺——醴泉寺，这也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其实，醴泉寺的历史远远早于宋朝，早在南朝刘宋、南齐之间便已创建，创建者为庄严法师，初名龙台寺。
　　民国《邹平县志》记载：“宋齐间，有高僧栖此山，传是庄严法师创建寺宇，久圮废。唐中宗时，僧仁万重修。寺成之日，东岩有醴泉出，赐名醴泉寺。”唐中宗时，寺僧仁万重建寺院，时东山有一泉涌出，中宗遂赐泉名为“醴泉”，醴泉寺即由此得名。全面抗战爆发前，梁漱溟先生曾在此建乡学并设医院。抗战中，曾为八路军兵工厂和后方医院。1939年清明时，日军扫荡，千年古寺被毁于一炬。现仅存唐志公碑与石佛头像。
　　志公碑与志公和尚
　　志公碑，是现存不多的唐代名碑，存于醴泉寺佛头殿内，全称为“大唐齐州章邱（现为章丘）县长白山醴泉寺志公之碑”。碑立于唐开元三年（715），青石质，螭首，方座。碑高215厘米，宽110厘米，厚30厘米。碑首两侧各浮雕三龙，正面首部刻一尖楣状拱龛，龛内浮雕三佛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之上。其下有三方形格龛。中龛雕一博山炉。两侧龛内雕两个相对作跪状的供养人像。外侧刻“大唐齐州章邱县长白山醴泉寺志公之碑”，下为碑文，行书阴刻，为琅玡人王筠所作，记述高僧志公弘扬佛法和唐中宗时重建醴泉寺的经过。由于年代久远，除“大唐齐州章邱县长白山醴泉寺志公之碑”等字尚清晰外，正面碑文已模糊难辨，但清朝金石类书中对此多有记载。
　　据清代刑部尚书王渔洋《长白山录》中所抄录的碑文，可辨认的有千余字。其主要内容：唐中宗景龙二年（708）齐州正智寺都维僧仁万（俗姓李，字道寂）为还泰山灵岩，以重开法俗，重修醴泉寺的过程及唐开元三年（715）寺成之日，各界大会表庆天恩的盛况。碑中还追记了晋朝醴泉寺初创时，高僧志公的生平事迹。但由于碑文多处漫漶，志公事迹不可尽知。碑阴线刻手持锡杖的志公半身像，像高130厘米，身着长袖袈裟，腰悬长径小口瓶，手执锡杖，杖头挂镜面、尺子、剪刀、锁子。但今仅能看清志公和尚的面部及其服饰轮廓。碑阴右上角刻“晋朝大士志公和尚本容作”。碑左右两面刻满人名，多为建碑施主勒名及后世人鉴赏、考证、补记内容，多漫漶不可辨识。
　　宝志（418-514），又称保志，南朝僧人，世称宝公、志公和尚，金城（江苏句容）人。据南朝梁代僧人慧皎所撰《高僧传·梁京师释保志》记载：“释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上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至天监十三年冬……无疾而终。”以上引文中的“保志”即为志公。少年出家，师从京师道林寺僧俭，南朝宋太始初年出道，主要活动于齐、梁之间，齐武帝、梁武帝及王侯庶士曾奉为神僧。关于志公和尚的传说有很多，最为有名的就是志公和尚作的《万空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来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大地本来无寸土，人生劳碌一场空……”
　　志公碑对于佛教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展现了唐中期佛教文化发展的盛况。其一，碑文提到了多处寺院，如“京大荐福寺”“齐州正智寺”，寺院中还出现了分工不同的僧人，如有“庆□缀文”“翻经院校勘”“都维”等，这些僧人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佛教的发展程度。其二，通过在醴泉寺举行的佛教盛会也可见唐代佛教的盛况。醴泉新寺落成大会上，不仅境内老幼参会，而且还有“左台监察御史”“刺史”“县丞”等朝廷官员参加。可见在唐中期，佛教文化不仅受到了民间推崇，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
　　志公碑对于志公和尚的记载和为志公和尚所作的画像，不仅证实了《南史》《高僧传》等典籍记载的相关内容，且弥补了史料记载之不足，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可以说，志公碑对于南朝及唐代佛教的反映，为佛学研究提供了难得一见的第一手资料。志公碑还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价值。清王昶《金石萃编》中曾对此碑的艺术价值作过评价：“常白山醴泉寺志公碑，唐开元乙卯立，文作齐梁体，可辨者十之三，书法圆劲，在欧虞间。”
　　圆仁和尚与醴泉寺
　　唐代滨州一带的佛教十分兴盛，且又地处连接山东和中原的东西官道上，所以就成了日本、新罗等国僧人入唐求法的中转地和接待站。据唐代日本圆仁和尚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醴泉寺在中、日、韩的文化交流中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圆仁是日本天台宗的高僧，是日本著名的“入唐八大家”之一。唐文宗开成三年（838），45岁的圆仁随遣唐使来到中国求法巡礼，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九月回国，在中国度过了9年多的访问僧生活，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七省。回国时带回佛教经论、章疏、传记等共585部794卷，在日本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圆仁回国后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三代座主和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圆仁以日记的形式将道途见闻记录下来，撰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该书成为目前研究唐代日本学问僧在中国活动的最重要的史料。该书卷二中详细记载了他在山东文登县赤山寺、牟平县卢山寺、青州府隆兴寺、邹平县长白山醴泉寺的求法经历。圆仁和尚对当地的习俗风貌，对醴泉寺的传说、由来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其本人也受到了长山县民众及醴泉寺僧人的热情接待：开成五年（840）四月五日，圆仁到达长山县，六日早晨，“主人施粥。又差一人相送指路，正西入谷，行过高岭，向西下坂，方得到醴泉寺果园。吃茶，向南更行二里”，便到醴泉寺。“斋后巡礼寺院，礼拜志公和上影。”志公和尚的佛像当时被十分珍重地供奉在琉璃殿内。琉璃殿“户柱阶砌皆用碧石构作。宝幡奇彩，尽世珍奇，铺列殿里。”可见僧众对志公和尚的尊崇。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志公和上是十一面菩萨之化身，其本缘镌着碑上：‘和上朱氏，金城人也，降灵于此长白山灭度。其后肉身不知所向，但作影像，举国敬重。’”《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记述了醴泉寺名称的由来：“寺之南峰名为龙台，独出群岫。地图所载。曾有龙舞其巅”，故“名龙台寺。后因泉涌，改名醴泉寺。”“堂西谷边有醴泉井，向前泉涌，香气甘味，有吃之者除病增寿。尔来名为醴泉寺。”圆仁和尚还记述说，当时的醴泉寺因久未修治，屋舍破落，圣迹陵夷。僧徒本有100余人，此时多“随缘散去”，仅余30余人，但仍然拥有15所寺产庄园，规模未减。
　　醴泉寺新罗院与中日韩文化交流
　　在醴泉寺，圆仁和尚被“典座僧引向新罗院安置”。醴泉寺新罗院，是中、日、韩关系史源远流长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它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后世的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罗”即新罗国。当时，唐朝与新罗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保持着密切交往与联系。新罗国以朝贡、献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则以册封、答赉等名义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双方交往达160次之多。唐朝和新罗两国和平友好，两国人民来往频繁乃至定居，民间贸易和佛教交流也非常活跃。300多年间，新罗入唐求法的高僧就有64人。
　　唐朝为接待新罗国的贸易官员、商人和僧人，特地在今山东、江苏沿海各州县，设有多处“勾当新罗所”，作为管理定居新罗人的机构。同时，在大批新罗人居住的地区，设有新罗坊和新罗寺院，由新罗农民和僧人居住。日本圆仁和尚所居住的醴泉寺新罗院，即是这类接待新罗僧人的场所，以便于其长期居住，并向当地僧侣求法学经。醴泉寺新罗院一直保存到1939年之前，有僧舍20余间。日本与新罗相邻，风俗相似，因此日本僧人游学到醴泉寺，便住新罗院。明朝，朝鲜的使者洪翼汉和作家金尚熏也先后到过邹平醴泉寺。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不仅记载了我国唐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面貌，也记述了中日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记述了中国民众对日本游僧的热情接待和诚挚心意，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和非常深远的历史影响，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历史资料。2002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日本驻华大使夫人阿南史代女士与日本国家电视台工作人员一行四人沿着唐代圆仁和尚行走的路线，来到醴泉寺采访拍摄，更是证明了醴泉寺在中日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