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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子兵法》中领悟新时代执行力的高质塑造
马克思在他的重要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这可谓一语中的、一刀见骨，离开有效的执行，再好的政策、策略和决策都是枉然。一事当前，“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发展走势明显不同，甚至南辕北辙，结局迥异，这里面既有决策层面的原因，更有执行力上的差别。去年以来，一场席卷全球、肆虐人类的新冠肺炎疫情，打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执行力孰优孰劣、孰强孰弱的原形，也把如何提升执行力问题更现实地摆在了世人面前。
《孙子兵法》是一部智慧宝囊，总能给后人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包”和“工具箱”。孙子不仅是一位军事战略大师、战略谋划高手，同时也是一位深谙执行之道的大智慧者，他在《孙子兵法》中为我们培塑新时代的高质执行力，提供了宝贵的思维、思想与思路。
坚守初心，赓续“令民与上同意”的升级版
《孙子兵法·计篇》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在孙子看来，在政治上如果民众认同君主的意志，他们就会舍生忘危，毫不犹豫地执行与维护君主的意志。所谓“令民与上同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执政者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一个政党，“民意支持率”高，民众才能推你上台，让你坐稳行远，你的政策才能推得开、行得通。否则，民众就会处处掣肘、时时与你做对，直至“揭竿而起”，把你轰下台。一个政党要想获得很高的“民意支持率”，就必须让民众有很高的、真实的“获得感”：获利益，得实惠。那些搞口头承诺或靠政治操弄的骗票者，虽然也有得逞的时候，但最终都逃脱不了“图穷匕现”、被民众抛弃的厄运。
据西方一些民调机构披露，中国共产党的民意支持率达到了空前的93%以上。我们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是一呼百应，那种对党的信赖、对领袖的信任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拥护与支持甚至达到了一种“不假思索”的程度，执行起来信心满满，从无怀疑。这种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执行力，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意支持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归根结底就在于她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她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就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这是“令民与上同意”的最生动体现，更是“令民与上同意”的“升级版”。
道生情，情生勇，勇生行，行生力，力生果。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也是如此，只有时时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才会闻令而动，为“己”而行，才会产生强大的执行力。向“令民与上同意”的“升级版”要执行力，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也应成为我们永远不变的坚守，并始终不渝地体现到具体工作实践中去。
春风化雨，打通“上下同欲”的关节堵点
无论在哪个单位，无论做什么工作，从上到下，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一盘棋，才能产生强大的执行力。《孙子兵法·谋攻篇》“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就深刻揭示了这个道理。比如，我们在疫情防控中，各地无论是出台什么政策还是采取什么措施，都坚持思想先行，把道理讲透，把心结打开。人们一旦在思想上弄通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执行起来就会更有方向感、自如度，也更有能动性，“不用扬鞭自奋蹄”。而反观有些西方国家，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在疫情防控的一些对策措施上长期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在诸如戴不戴口罩、封不封城、打不打疫苗等最基本的问题上，“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吵得不可开交，导致民众思想混乱，社会撕裂，不断出现荒腔走板、跑偏翻车的可悲现象。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将会遇到许多前所未见的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从中央到地方也必然会有更多前所未有的大决策、“大手笔”进行有力应对，新的政策、制度、措施会陆续出台。对不断涌现在面前的“新事物”，人们理解不深、接受不了，万众一心、“上下同欲”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成为一句空话。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来讲，在让“关键少数”吃透精神、把握精髓的同时，必须积极主动、十分耐心地做好“大多数人”的解惑释疑、思想引导工作，打通各个“堵点”，努力形成普遍性的、更高质量的思想聚合与“上下同欲”。
立规执矩，推进“法令我行”的普遍自觉
《孙子兵法·计篇》把“法”作为判断“胜”与“不胜”的“五事”之一，把“法令孰行”列为“知胜负”的“七计”之一，足见对“法力”的看重。“法令孰行”，是说要看哪一方能够认真执行法规、法令。这里的核心是法规、法令，而关键点在“执行”，也就是说哪一方在法规、法令上的执行力强，哪一方就有取胜的更大可能。
法律法规、制度机制具有很强的规范性、约束力，作用到主体身上，则会强制性地转化为执行力。一般说来，规范性、约束力越强，产生的执行力就越强。法律法规、制度机制是形成执行力的重要保障，而对其执行如何也是衡量执行力强弱的重要方面。从这种意义上讲，立“法”与守“法”，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弱。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紧扣“加快形成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明确了到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各领域分目标，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要以贯彻《纲要》为契机，加快完善和配套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坚持立“法”在先，每项政策、措施的出台与付诸实施，都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都要有跟进的制度机制支持，并力求做到全覆盖、零死角。
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人民通过法治的方式实现当家作主，人民以法治的方式治理国家，人民也在法治中自我约束、遵法守制。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强调：“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因此，必须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克服法治建设中的种种模糊认识，增强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自豪感，变“要我守法”为“我要守法”，把“法令孰行”的左顾右盼变成“法令我行”的普遍自觉。
明责立状，强化“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无私担当
执行力强不强，既是个能力问题，更是个担当问题。现实中，一些地区、一些单位工作和建设中出现十分严重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些干部的能力不够强，而是他们在执行上级的政策制度、决策指示中，存在着懒政、怠政、作为不够的问题。有的遇到困难绕道走，不敢迎难而上，不愿付出艰苦持久的努力；有的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退避三舍，不敢挺身而出，把个人的得失特别是仕途看得重于一切；有的面对失误挫折，不敢承担责任，上推下卸，变着法的为自己“洗地”；有的面对歪风邪气不敢斗争，怕得罪人，怕引火烧身，怕丢选票，长于和稀泥、当老好人，搞明哲保身；等等。这些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为政习气不摒弃，执行力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和力度，出大问题那是必然的。
《孙子兵法·地形篇》曰：“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为将者应有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有了这种品质，才能在战场上机断指挥，勇于进退、敢于负责，根据战争规律和战场形势决定自己的行动。这种品质在战场上至关重要，而在平时的工作和建设中同样弥足珍贵。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利合于主”中的“主”，不是君主，而是党和人民。
“为官避事平生耻”。求名者容易“臭名”，避罪者容易“生罪”。要引导广大干部淡泊名利，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品质和担当去履职尽责，去实现人生的价值，真正做到不负重托、不辱使命。要鼓励和保护领导干部敢于担当的精神和魄力，注重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锻炼干部、考察干部、使用干部，特别是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干部的功过，努力营造“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为政氛围。
开拓思维，培育“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的创新力
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上充满着希望，也充满着未知与挑战，在履职尽责的过程中，四平八稳、按部就班肯定不行，被动听令、当“算盘珠”更不可取，必须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勇于创新的思维去创造性地执行上级的决策指示。
《孙子兵法·九地篇》曰：“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在孙子看来，施行不合惯例的奖赏，颁布不拘常规的号令，指挥全军就如同使用一个人。孙子这种“无法”“无政”的创新思维，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试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特区，建自贸区，建开发区，引技术、引人才、引投资，哪项举措不是“无法”“无政”之举。可以说，一味“循法”“守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也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今世界注定是死路一条。在顶层设计、重大决策层面需要“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而在执行落实层面同样需要这种创新思维，因为创新的决策只能靠创新的理念去实施，创新的目标只能靠创新的举措去实现。
创新力是最高层级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的领导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中国革命的教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我们执行上级的决策指示，同样有一个如何“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既要有执行的坚定性，还要有落实的创造性，努力实现由“上级怎么要求就怎么办”到“怎么把上级的指示执行得更好”的跃升。
统放适度，留足“将能而君不御”的能动空间
《孙子兵法·谋攻篇》十分鲜明地提出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思想。在孙子看来，君主盲目干预前方的军事行动，是“乱军引胜”，很容易导致战争失败。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也说过：“县宰之权，受制于州牧；州牧之政，取则于使司。迭相拘持，不敢专达。虽有政术，何由施行？”实际上，即便是明君贤主，该放手时不放手，也会束缚下边的手脚，让“将能”失“能”，把“能将”变成庸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深谙此道，解放战争中他对粟裕的信任与授权，让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到极致，可谓“将能而君不御”的典范。与此相反，自信满满的蒋介石在作战指挥上喜欢空中飞来飞去，“一竿子插到底”，结果是屡战屡败，实可谓“乱军引胜”。
“条条大路通罗马”。执行上级的决策指示不是体育比赛，不能统得过死，更不要搞一刀切。目标确定后，在总体要求的框架之内，在原则指导的同时，要允许和鼓励下边选择不同的“路线图”、运用不同的“行进方式”，只要能快速达成目的就行。作为上级领导，对下要少安排一些规定动作，多赋予一些自选项目；少一些保姆式的说教，多一些启发式指导；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服务保障，给下级留足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空间，像放飞的风筝一样，既不失控又能自由地遨翔天空。
作为一级领导干部，对下要真正做到“将能而君不御”，一是要有大格局、大视野，不贪权、不揽权、不弄权，舍得松手放权；二是要相信下级的能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三是要知人善任，懂得因人而放权，更懂得放权的尺度；四是放权不放任，加强跟踪督导，防止走偏失向。
全程问责，鲜明“去之”“留之”的治官导向
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发生重大问题，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准确快速地作出严肃处理，已经成为一项最基本的、也是社会最关注的应对举措。领导干部履职不力、失职失责，被追究责任，天经地义。这对社会是个交代，对他人也是个有力的警示。但是，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之措，是在造成重大损失后的被动之举。这也警示我们，看一个单位的执行力如何，不能只重结果，不看过程；查职问责，也不能只搞“秋后算账”，而是要立足于防患于未然，见微知著，适度前移。
《孙子兵法·计篇曰》：“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意思是说，如果将帅听从我的指挥，按计划行动，作战就会取得胜利，就让他继续为将帅；如果将帅不听从我的指挥，不按照计划行动，作战就会失败，就不再让他担任将帅。孙子这段话，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听从”，也就是执行的问题；第二个是“去留”，也就是问责的问题；第三个是“计划”，也就是问责的时机问题，这个时机不是造成既成事实之后，而是在既成之实之前，也就是战争的筹划和起始阶段。从中可以看出，孙子提倡的问责是前移的，并不是等战争结束了再“算账”，更不是吃了败仗再“斩马谡”。这与他的慎战思想是高度契合的。这体现了一种防惩结合的问责理念，有利于执行力的提升，有利于防止和避免难以挽回局面的出现，对当事人也是一种保护。我们在执行上级决策指示时，应该引入这种问责理念，把问责贯穿到执行决策指示的全过程，随时评估，随时问责，随时纠偏，防止“机重难返”。（作者系山东孙子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原济南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
《孙子兵法》是一部智慧宝囊，总能给后人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包”和“工具箱”。孙子不仅是一位军事战略大师、战略谋划高手，同时也是一位深谙执行之道的大智慧者，他在《孙子兵法》中为我们培塑新时代的高质执行力，提供了宝贵的思维、思想与思路。
坚守初心，赓续“令民与上同意”的升级版
《孙子兵法·计篇》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在孙子看来，在政治上如果民众认同君主的意志，他们就会舍生忘危，毫不犹豫地执行与维护君主的意志。所谓“令民与上同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执政者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一个政党，“民意支持率”高，民众才能推你上台，让你坐稳行远，你的政策才能推得开、行得通。否则，民众就会处处掣肘、时时与你做对，直至“揭竿而起”，把你轰下台。一个政党要想获得很高的“民意支持率”，就必须让民众有很高的、真实的“获得感”：获利益，得实惠。那些搞口头承诺或靠政治操弄的骗票者，虽然也有得逞的时候，但最终都逃脱不了“图穷匕现”、被民众抛弃的厄运。
据西方一些民调机构披露，中国共产党的民意支持率达到了空前的93%以上。我们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是一呼百应，那种对党的信赖、对领袖的信任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拥护与支持甚至达到了一种“不假思索”的程度，执行起来信心满满，从无怀疑。这种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执行力，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意支持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归根结底就在于她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她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就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这是“令民与上同意”的最生动体现，更是“令民与上同意”的“升级版”。
道生情，情生勇，勇生行，行生力，力生果。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也是如此，只有时时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才会闻令而动，为“己”而行，才会产生强大的执行力。向“令民与上同意”的“升级版”要执行力，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也应成为我们永远不变的坚守，并始终不渝地体现到具体工作实践中去。
春风化雨，打通“上下同欲”的关节堵点
无论在哪个单位，无论做什么工作，从上到下，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一盘棋，才能产生强大的执行力。《孙子兵法·谋攻篇》“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就深刻揭示了这个道理。比如，我们在疫情防控中，各地无论是出台什么政策还是采取什么措施，都坚持思想先行，把道理讲透，把心结打开。人们一旦在思想上弄通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执行起来就会更有方向感、自如度，也更有能动性，“不用扬鞭自奋蹄”。而反观有些西方国家，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在疫情防控的一些对策措施上长期形不成统一的意志，在诸如戴不戴口罩、封不封城、打不打疫苗等最基本的问题上，“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吵得不可开交，导致民众思想混乱，社会撕裂，不断出现荒腔走板、跑偏翻车的可悲现象。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将会遇到许多前所未见的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从中央到地方也必然会有更多前所未有的大决策、“大手笔”进行有力应对，新的政策、制度、措施会陆续出台。对不断涌现在面前的“新事物”，人们理解不深、接受不了，万众一心、“上下同欲”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成为一句空话。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来讲，在让“关键少数”吃透精神、把握精髓的同时，必须积极主动、十分耐心地做好“大多数人”的解惑释疑、思想引导工作，打通各个“堵点”，努力形成普遍性的、更高质量的思想聚合与“上下同欲”。
立规执矩，推进“法令我行”的普遍自觉
《孙子兵法·计篇》把“法”作为判断“胜”与“不胜”的“五事”之一，把“法令孰行”列为“知胜负”的“七计”之一，足见对“法力”的看重。“法令孰行”，是说要看哪一方能够认真执行法规、法令。这里的核心是法规、法令，而关键点在“执行”，也就是说哪一方在法规、法令上的执行力强，哪一方就有取胜的更大可能。
法律法规、制度机制具有很强的规范性、约束力，作用到主体身上，则会强制性地转化为执行力。一般说来，规范性、约束力越强，产生的执行力就越强。法律法规、制度机制是形成执行力的重要保障，而对其执行如何也是衡量执行力强弱的重要方面。从这种意义上讲，立“法”与守“法”，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弱。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紧扣“加快形成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明确了到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各领域分目标，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要以贯彻《纲要》为契机，加快完善和配套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坚持立“法”在先，每项政策、措施的出台与付诸实施，都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都要有跟进的制度机制支持，并力求做到全覆盖、零死角。
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人民通过法治的方式实现当家作主，人民以法治的方式治理国家，人民也在法治中自我约束、遵法守制。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强调：“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因此，必须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克服法治建设中的种种模糊认识，增强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自豪感，变“要我守法”为“我要守法”，把“法令孰行”的左顾右盼变成“法令我行”的普遍自觉。
明责立状，强化“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无私担当
执行力强不强，既是个能力问题，更是个担当问题。现实中，一些地区、一些单位工作和建设中出现十分严重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些干部的能力不够强，而是他们在执行上级的政策制度、决策指示中，存在着懒政、怠政、作为不够的问题。有的遇到困难绕道走，不敢迎难而上，不愿付出艰苦持久的努力；有的面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退避三舍，不敢挺身而出，把个人的得失特别是仕途看得重于一切；有的面对失误挫折，不敢承担责任，上推下卸，变着法的为自己“洗地”；有的面对歪风邪气不敢斗争，怕得罪人，怕引火烧身，怕丢选票，长于和稀泥、当老好人，搞明哲保身；等等。这些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为政习气不摒弃，执行力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高度和力度，出大问题那是必然的。
《孙子兵法·地形篇》曰：“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为将者应有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有了这种品质，才能在战场上机断指挥，勇于进退、敢于负责，根据战争规律和战场形势决定自己的行动。这种品质在战场上至关重要，而在平时的工作和建设中同样弥足珍贵。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利合于主”中的“主”，不是君主，而是党和人民。
“为官避事平生耻”。求名者容易“臭名”，避罪者容易“生罪”。要引导广大干部淡泊名利，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品质和担当去履职尽责，去实现人生的价值，真正做到不负重托、不辱使命。要鼓励和保护领导干部敢于担当的精神和魄力，注重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锻炼干部、考察干部、使用干部，特别是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干部的功过，努力营造“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为政氛围。
开拓思维，培育“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的创新力
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上充满着希望，也充满着未知与挑战，在履职尽责的过程中，四平八稳、按部就班肯定不行，被动听令、当“算盘珠”更不可取，必须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勇于创新的思维去创造性地执行上级的决策指示。
《孙子兵法·九地篇》曰：“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在孙子看来，施行不合惯例的奖赏，颁布不拘常规的号令，指挥全军就如同使用一个人。孙子这种“无法”“无政”的创新思维，有着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试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特区，建自贸区，建开发区，引技术、引人才、引投资，哪项举措不是“无法”“无政”之举。可以说，一味“循法”“守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也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今世界注定是死路一条。在顶层设计、重大决策层面需要“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而在执行落实层面同样需要这种创新思维，因为创新的决策只能靠创新的理念去实施，创新的目标只能靠创新的举措去实现。
创新力是最高层级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的领导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中国革命的教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我们执行上级的决策指示，同样有一个如何“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既要有执行的坚定性，还要有落实的创造性，努力实现由“上级怎么要求就怎么办”到“怎么把上级的指示执行得更好”的跃升。
统放适度，留足“将能而君不御”的能动空间
《孙子兵法·谋攻篇》十分鲜明地提出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思想。在孙子看来，君主盲目干预前方的军事行动，是“乱军引胜”，很容易导致战争失败。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也说过：“县宰之权，受制于州牧；州牧之政，取则于使司。迭相拘持，不敢专达。虽有政术，何由施行？”实际上，即便是明君贤主，该放手时不放手，也会束缚下边的手脚，让“将能”失“能”，把“能将”变成庸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深谙此道，解放战争中他对粟裕的信任与授权，让粟裕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到极致，可谓“将能而君不御”的典范。与此相反，自信满满的蒋介石在作战指挥上喜欢空中飞来飞去，“一竿子插到底”，结果是屡战屡败，实可谓“乱军引胜”。
“条条大路通罗马”。执行上级的决策指示不是体育比赛，不能统得过死，更不要搞一刀切。目标确定后，在总体要求的框架之内，在原则指导的同时，要允许和鼓励下边选择不同的“路线图”、运用不同的“行进方式”，只要能快速达成目的就行。作为上级领导，对下要少安排一些规定动作，多赋予一些自选项目；少一些保姆式的说教，多一些启发式指导；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服务保障，给下级留足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的空间，像放飞的风筝一样，既不失控又能自由地遨翔天空。
作为一级领导干部，对下要真正做到“将能而君不御”，一是要有大格局、大视野，不贪权、不揽权、不弄权，舍得松手放权；二是要相信下级的能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三是要知人善任，懂得因人而放权，更懂得放权的尺度；四是放权不放任，加强跟踪督导，防止走偏失向。
全程问责，鲜明“去之”“留之”的治官导向
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发生重大问题，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准确快速地作出严肃处理，已经成为一项最基本的、也是社会最关注的应对举措。领导干部履职不力、失职失责，被追究责任，天经地义。这对社会是个交代，对他人也是个有力的警示。但是，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之措，是在造成重大损失后的被动之举。这也警示我们，看一个单位的执行力如何，不能只重结果，不看过程；查职问责，也不能只搞“秋后算账”，而是要立足于防患于未然，见微知著，适度前移。
《孙子兵法·计篇曰》：“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意思是说，如果将帅听从我的指挥，按计划行动，作战就会取得胜利，就让他继续为将帅；如果将帅不听从我的指挥，不按照计划行动，作战就会失败，就不再让他担任将帅。孙子这段话，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听从”，也就是执行的问题；第二个是“去留”，也就是问责的问题；第三个是“计划”，也就是问责的时机问题，这个时机不是造成既成事实之后，而是在既成之实之前，也就是战争的筹划和起始阶段。从中可以看出，孙子提倡的问责是前移的，并不是等战争结束了再“算账”，更不是吃了败仗再“斩马谡”。这与他的慎战思想是高度契合的。这体现了一种防惩结合的问责理念，有利于执行力的提升，有利于防止和避免难以挽回局面的出现，对当事人也是一种保护。我们在执行上级决策指示时，应该引入这种问责理念，把问责贯穿到执行决策指示的全过程，随时评估，随时问责，随时纠偏，防止“机重难返”。（作者系山东孙子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原济南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