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教坛拾零》收录了作者从教40余年来的文章、讲稿、计划、发言、致辞、献词等文稿，共计58篇，
　　附录相关论文8篇，从教记事1篇，配有原始照片180余幅。全书分为教学心得篇、建言献策篇、寄语赠言篇、学
　　术交流篇、从教记事篇等5个版块，每篇都有一个导语。
　　作者简介：刘文烈，1959年生，山东利津人，经济学教授。1983年7月，曲阜师范学院政治系政治教育专业毕业。1983年7月-2004年3月，在滨州市委党校工作；2004年3月-2006年9月，在滨州师范专科学校任党委副书记、校长；2004年6月-2016年8月，历任滨州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院长；2016年8月-2020年1月，任德州学院党委书记。2020年退休。
　　正如刘文烈所说，他写的《教坛拾零》这本书，内容有些杂。
　　从专业上看，《教坛拾零》涉及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从体裁上看，本书收录有论文、杂文、随笔、书（文）评、献词、讲话稿、发言稿等各种文体；从篇幅上看，书中文章既有“豆腐块”，也有“长文章”。总之，是一堆“杂品”。
　　笔者读后，认为本书虽是“杂品”，但品质很高、品相很高，书中每一篇文章都是刘文烈的从教痕迹、心血汗水。
　　忙完日常工作后，刘文烈埋首书案，心无旁骛地阅读写作，才有了汗水凝结成的一篇篇稿子。
　　与刘文烈文集中其他两部作品比较，《教坛拾零》更为感性鲜活，书本语言减少，家常话增多，配发了180余幅原始照片，书中作者个人学习、工作、生活痕迹鲜明。
　　党校教学有规律可循
　　政治课不好讲，党校老师不好当。面对年龄、资历、职务高出自己一大截的学员，年轻的党校老师往往放不开；或者面对其他情况时，年轻老师容易产生“对付”的心理，从而应付了事。
　　但很多学员们说，刘文烈年轻时讲课效果极好，放在今天，他会是一个粉丝众多、在朋友圈刷屏的网红老师。
　　刘文烈说，最初并不如此，他也曾遭遇重重授课难题。1984年，刘文烈走上讲台，他当时总想着踢好“头三脚”，虽然备课卖力、讲课认真，但授课效果并不好。甚至有学员反映，刘文烈执教心理不正常，动辄训人，言必考试、扣分，态度呆板生硬，压迫感十足，课堂效果“崴了芽”。
　　年轻的刘文烈性格坚韧，却不执拗，他经过条分缕析，有了自己的答案：党校教学要学习心理学，要注意研究教学对象，青年教师要善于调整和优化执教心理，要理论联系实际，教师只能“拉”不能“打”，要在情感上与学员打成一片……这些思考都被他落实到纸面上，并化入课堂改进中。
　　而今，从《教坛拾零》中，您可以看到刘文烈当年的方法。其一，“以屈求伸”，先当学生再当老师，敢于讲真话，作自我批评；第二，在知识上寻找与学员的共同点，扩大师生在知识上的重合面。如此种种，刘文烈逐渐形成了“深入浅出、联系实际、贴近学员”的教学风格。
　　经过几年的探索，用刘文烈自己的话说：“总算摸着点门道啦！”1986年2月，刘文烈的论文《党校正规化教学的心理学思考》在《理论学刊》发表。之后，又有《党校教学要突出党校特色》《党校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及其提高》等一系列论文发表。在党校做业务领导期间，刘文烈把做过普通教师的实践和思考融会贯通，不断带领老师们研究和探索党校教学、科研、教育规律。
　　教学科研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教学和科研是高校教师的两项基本任务，教师还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两手抓、两手硬的优秀教师。对于大量存在的“两张皮”“争嘴”“单打一”等现象，做了近40年党校、高校教师的刘文烈，感触和体会颇深。
　　1994年，刘文烈在全省党校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作典型发言，他的发言《努力探索教学与科研的有效结合》中说，要寻求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耦合点是核心和关键，耦合点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理论与实践的撞击点，二是教师与学员的共鸣点，三是教学与科研的薄弱点；要扩大教学内容与科研领域的重合面，围绕教学内容搞研究；要提高教学形式和科研手段的融合度，将课堂传授、调查研究、专题讨论等形式融合起来；要增强内容研究和方法研究的联合性，钻研党校教育教学规律。
　　刘文烈这样说，是基于他多年的探索和思考。
　　从参加工作开始，刘文烈就坚持教学和科研“两手抓”。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他撰写了大量讲稿、文稿、书稿；从事学校管理工作后，他笔缀不耕，一直持续到退休。可见，延长写作链条，是刘文烈的工作特点之一。
　　从调查报告、阅读心得到讲稿讲义，再到专题讨论、授课，再转化为学术论文、对策建议的大文章甚至是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他一次次积累感性材料，一轮轮提升理性思考，让最初的一个小题目转变为成熟、完整的教科研链条。与此同时，刘文烈的专业链条不断增粗拉长，生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他的时评文章长短不一，却都惊艳出彩
　　刘文烈还曾是一个活跃的评论员，常有犀利深刻的观点见于报刊。多年来，刘文烈在滨州日报等平台发表了多篇时评文章。他的时评文章长短不一，却都惊艳出彩，澄清了不少模糊认识，常常有一锤定音的效果，令人拍案叫好。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刘文烈在《什么是对毛泽东同志最永久的纪念》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关于“推进和完成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大业还要打哪三大战役？”的见解，在3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是多么的耐人寻味。
　　1995年1月21日，《发展导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了刘文烈的时评文章《要改革就不要怕困难》。文章尖锐指出，克服攻坚改革困难的对策之一，是在强化全民改革责任意识的基础上，增强领导者承担改革成本的自觉性。现在看来，解决这个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1998年8月，刘文烈发表文章《“重要”的贬值》，该文以基本经济术语分析，既深刻又幽默，令人印象深刻。刘文烈在文中直言，“重要”一词滥用现象屡见不鲜，其原因，一是某些“重要”使用者在“仰上心理”（含尊重心理）支配下，将“重要”作为礼品送了上去；二是某些“重要”的接受者，喜好将其言行或参与的活动冠以“重要”，通过“重要”抬高其身价。刘文烈说：“应该通过治理‘重要’的通货膨胀，使‘重要’货真价实，真正恢复‘重要’的‘重要形象’。”
　　刘文烈《“政绩”也要打假》一文中，指明政绩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政绩须是官员所为，这是政绩的主体界定，不能贪民众之功归官员；其二，政绩须是“现官”所为，这是政绩的时间界定，前任、前人乃至古人所为不可如“现官”的功劳；其三，政绩须是“现官”之“好为”，这是政绩性质的界定，反面的孬事不是政绩。这是质上的界定，量上也要界定。政绩不能虚报，成了“政绩泡沫”就在“打假”之列。总之，对于政绩，必须加持两条：一是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二是不能把少的说成多的。
　　1998年，刘文烈发表文章《最好少点“三点式”》。文中写到，近年社会上流行起了“三点式”办事筹钱法，即“财政拿一点，单位出一点，群众集一点”。“三点式”使用过多，有消极作用，一是加重群众负担，二是恶化了党群、干群关系，三是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据此，刘文烈希望少点“三点式”，但他不是反对所有的“三点式”——有些必需的、群众又能够承受的，该“三点式”就“三点式”。
　　学的是师范，干的是教育。刘文烈的岗位多变，但从未离开校门。刘文烈对记者说：“在学校，尤其是在高校，一堂课、一篇文章、一本书、一项活动，都应该是蕴含正能量的人文故事，不应该是携带负能量的文人事故。”这话富有哲理，耐人寻味。限于篇幅和记者水平，本文只是对刘文烈从教故事的管中窥豹。若有兴趣，请广大读者到市图书馆借阅《刘文烈文集》细读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