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时任济南历城县委书记，42岁的王任之调任惠民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此时的惠民地区是省内以贫困出名的“北三区”之一。
　　王任之对惠民地区并不陌生，解放战争时曾在这里当过县委书记，领导参与了剿匪斗争、建设农村革命政权、发动土地改革、动员群众参军、保卫黄河大堤等。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任博兴、广饶县委书记，地委委员。其间，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组织支援抗美援朝，改善农民生活，是一名受群众爱戴、忠职尽责的好干部。
　　重返惠民抓农业，四处奔波掌握第一手资料
　　重返惠民地区，王任之自认为做好了思想准备，然而去地委报到时，所看到听到的情况却远超想象。
　　1961年春夏之交，他们家搬往北镇时，儿子建军还在幼儿园就读。他回忆：“车过了洛口码头驶向黄河大堤，向北镇方向走了不久，就发现大坝上的树干枯了，有些树连树皮都没有，与黄河南岸截然不同。越往前行驶灾情越严重，大堤两侧白茫茫一片，连草都很稀少。到达北镇后，我就进了专署幼儿园，伙食自然比省级机关幼儿园差了很多。”
　　王任之顾不上安置好家庭，就投入到生产自救工作中去了。当时灾情已几年没有好转。
　　王任之分别带着地区水利工程师王怀禹和刘心儒没日没夜地奔波，深入了解各地地形、地貌、植被等状况以及受灾情况。
　　他还向工程人员、农业专家详细询问惠民地区连续受灾的原因。他了解到，打渔张水利工程和其他引黄灌溉工程建成后，引水灌溉时采用大水漫灌方式，一些自然河流淤积未得到有效疏通，排洪不畅，连续数年发生涝灾使得地下水位逐年上升。惠民地区位于退海之地，地下水含碱度高，盐碱泛到地表将庄稼“碱”死了。
　　了解掌握基本状况后，王任之下决心找出有效方法治理，不能让这种恶性循环再延续下去。
　　为勘查一些河流的淤塞与河流入海口附近状况，他们经常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这里只有沼泽和荒滩，没有道路，天黑后车辆不能行驶。王任之在战争年代落下了肠胃病，胃怕凉，不能饿狠了。司机常在车上放几片饼干以备充饥。有一次，因为跑得太远，天已黑，回不来，他们就跟砍芦苇的农民一起睡在窝棚里，通过聊天了解了许多第一手宝贵资料。
　　王道风（时任地委机要科科长）回忆：“我那时和王书记在一个支部。一次开党员生活会时，王书记的司机小李劝他要注意身体，说他带着水利局的工程师跑遍了惠民地区，经常到晚上九点还不吃饭。那次，小李比较激动，眼里还含着泪，他说‘我们年轻人都受不了，您有严重胃病怎么能受得了’？我才知道，王书记干起工作真是舍了命的。”
　　由于伙食差，加上工作劳累、生活不规律，王任之的肠胃病加重，从那时起他不管春夏秋冬，常在肚子上绑着一个热水袋止痛。直到1980年代后期，他退休后生活安定了才不再使用。
　　谋划建设“深沟大台田”，搞盐碱地改造实验
　　1962年，上级任命王任之为地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工作。在此前后，惠民地区已连续数年遭受洪涝灾害，民众苦不堪言。
　　王任之经过深入调研，已初步掌握了惠民地区地形及河流分布情况。他认为这绝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众多河流长年淤塞不通，排灌渠道与河流的衔接不匹配也是重要原因。王任之组织规划开挖清淤河道，并在离北镇较近的郑王人民公社蹲点，搞盐碱地改造实验。
　　郑王公社原秘书蔺利元回忆，王任之带着地委小陈（陈如信）住在公社附近一所农业中学仓库内。王任之选择该村西北一个叫“西北碱场”的地方搞实验，共有2000多亩。他让技术人员规划成若干地块，每块长100米、宽50米，对路、沟、渠的宽度都有标准。
　　他们将挖沟挖渠挖出的土填在地中间整平，种上玉米，利用渠道引水灌溉田地，以水压碱，田地里的水渗到沟中后再通过深沟干渠排入河流。王任之给它起名叫“深沟大台田”。该村原生产队队长蔺贞利、社员孙登峰、公社蔺秘书见证了这一过程。他们回忆：当年实验成功，玉米获得了大丰收，社员们也有了信心，准备来年再干。
　　1963年，王任之任地委常委兼秘书长，仍分管全区农业。这一年，王任之继续在郑王搞碱改实验。王建军记得：“父亲经常和唐新三叔叔一起骑自行车去郑王公社，回来时弄得一身泥巴一身土。他一回到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绑在肚子上热水袋里的水换成热的。”
　　1963年，他们新扩了4000亩地改造成台田，王任之经常下地劳动。他对参加实验的人员要求很严格，一切按标准来，挖沟时高了低了都不行，达不到标准就返工。高质量严要求，带来了好效果。当年，这片实验田也大获丰收。
　　社员孙登峰回忆起一件往事：“一天中午，公社机关食堂改善生活，蒸了猪肉大包子。公社工作人员拿了几个大包子，要我去送给王书记他们吃，还说我年龄小好说话。我给他们送过去，陈如信在家不太敢接，我说是公社让我送的，他才收下。过了一会，王书记从田里回来知道后，对陈发了脾气让他把包子送回去。陈只好又找到我把包子退了回去。”王任之不接受这种待遇，他讨厌当干部搞特殊，更不想多吃多占。
　　通过两年两次成功实验，王任之对改造盐碱地有了经验，也有了底气，于是向水利部申请恢复允许小规模引黄进行浇灌实验，并将这些经验向全区逐步推广。
　　在一次地委常委会上，王任之在发言中讲了深沟大台田的实验情况，并提出“我们有信心、有方法、有能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王任之的发言得到省委高度认可，并将他的发言整理后印发给全区干部学习，极大提高了干部群众战胜灾害的信心。
　　1964年，王任之再次组织扩大台田实验规模。他与王玉华筹备在滨县南部建设一个几十万亩规模的集灌溉、排水和田间道路集中治理的河网改造示范区，汇报给地委并建议同时对全区河道排灌水网进行大规模治理。
　　从这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开挖河道干渠的工程陆续在惠民地区大地上展开。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开挖河道和沟渠基本靠人力，机械化施工很少。缺乏劳力是个大问题。好在治理项目效果好，群众拥护，上下同心。为解决人力不足问题，王任之提出以工代赈，用国家下发的小部分救灾粮，吸引部分逃荒外流人员回乡参加施工。同时，发扬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从外部县或公社调集民工参加施工。因为惠民地区是产棉区，当时国家每年都供应棉区一些返销粮，出工的棉农也可以用出工工日折算换回返销粮。
　　这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水利建设所需的劳动力。在河网改造良好效果的鼓舞下，再加上老解放区人民普遍觉悟高，这项工作一直稳定地运转着，即使是在“文革”时期也没有停止过。
　　斩断年复一年春旱秋涝恶性循环，要带领群众过上好日子
　　洪汛结束后，王任之去省委党校短暂学习。从济南回来不久，王任之被任命为惠民地委副书记，依旧分管农业。
　　1965年，李先念副总理视察胜利油田和惠民地区。王任之向他详细汇报了惠民地区受灾情况和今后治理计划，获得了李先念和省委领导表扬，并决定给予惠民地区资金和物资方面支持。
　　随后，王任之同水利部门协商，对已经完成治理的河流，参照1964年雨型重新设计行洪标准。他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一、采用淤、灌、排相结合的方案。二、不再加高河坝，设法冲刷黄河使河底逐年刷底以扩大排洪量，把修坝的钱省下来用在修闸、分洪、淤地上面。
　　历史证明，王任之的建议多么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直到多年后，各地黄河河务部门才开始大规模采用这种治理方式。
　　随着一系列治水、治碱项目初见成效，王任之对惠民地区的未来充满了信心。1965年4月6日，他在与杨锡三、刘传经（原专署农办主任）等同志去江苏参观前夕，写的一首打油诗表达了他的心情。
　　《旅苏有感》
　　渤海平原辽无边，四兆人民受饥寒。
　　条件本是无限好，空渡四载自愧惭。
　　今日欣庆江南下，明朝愿将宏图展。
　　北海健儿齐奋起，群策群力治涝碱。
　　千里堤坝防潮水，引黄淤灌荒碱滩。
　　大河宽河接洪水，深沟密沟治涝碱。
　　排灌路田综合治，林木副渔齐发展。
　　高产油井冠世界，粮棉双丰跨江南。
　　随着滨南引黄灌溉河网综合治理项目开工建设，全区掀起了一股林、田、路、渠综合治理热潮，军、民、干群一起上阵，分片包干完成任务。在农闲季节，许多大型河网工程也陆续开工，如专为排涝而开挖的潮河、排涝及灌溉一体的支脉河等。在新建的一条条干渠周围出现了一大批粮食高产稳产的村庄。台田面积每年增加几十万亩，彻底改变了当地年复一年春旱秋涝的恶性循环。
　　王任之日记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水”。他认为解决惠民地区农业问题的关键就是引水灌溉压碱挖沟排碱排涝。
　　王建军回忆：“如果头天下了雨，第二天哪怕是星期天也别想睡懒觉了。一大早，电话铃声一遍遍地响，父亲逐个询问各县降水情况。‘课本上说春雨贵如油，下雨不正好吗？’我忍不住问他。父亲说你不懂，下大了还好，毛毛雨会把底下的碱引上来把庄稼‘碱’死的。”
　　只要下了雨，王任之就会带上农业或水利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各县去巡视。他总是先到村里再到公社，然后才到县里询问情况。如果汇报的情况与他了解到的不一致，他会严厉训斥有关人员，直到拿到真实数据才肯罢休。所以，县里一些干部对他又敬又畏，不敢有所懈怠。
　　经过人民群众数年坚持不懈的河网治理，当地农田耕作条件大为改观，“大雨大涝、小雨小涝”的现象大幅减少了，即便有也是局部的。工作目标也转向了防洪与水源利用兼顾。水利部门开始设计许多在河流入海口处防止海潮侵入兼蓄水浇灌的项目。
　　繁重工作之余，王任之从没有放松过学习，还有常年记日记的习惯。在1966年8月的日记中，王任之记录下他读完《资本论》的经过：“从去年八月至此，《资本论》已全部阅完，尽管疲劳困乏但心中释然，我已完成我的计划……曾经与自己的疲劳和困神斗争过，有时黎明即读，有时挤时间(哪怕只有十几分钟)，有时读到深夜……通过粗读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人生观……”
　　王任之所说的粗读一般人不太理解。他去世后，人们看到他读过的那部巨著几乎每一页上都写满了批注，被深深震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