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繁体字为“鹽”,由“臣”“人”“鹵”“皿”四个部分组成,“臣”是监督官吏;“人”是煮盐的劳动者;“卤”是煮盐的原料;“皿”是煮盐用的锅釜。古人制盐工艺是煮、煎,所以叫“煮海为盐”。
盐,在我国历史上曾被称为“百味之祖”“食肴之将”“国之大宝”,故《尚书·说命》云:“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周礼·天官冢宰·盐人》曰:“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散盐。”散盐,即煮海之盐。
海盐,在夏代还曾被视为奢侈品。先秦著作《尸子》云:“昔者桀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此其祸天下亦厚矣!”(清·汪继培《尸子校·中下卷·散见辑佚》)这里就把夏桀享用“北海之盐”作为奢侈。海盐之珍贵略见一斑。食盐是历朝历代财赋的重要来源,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无棣县濒临渤海,地处古黄河三角洲的中部,海岸线曲长百公里,滩涂广阔,发展盐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历经几千年沧桑经久不衰。究其渊源,姜太公提出的“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促进了无棣鱼盐垦殖的历史步伐。
夙沙氏煮海为盐与姜太公“便鱼盐之利”
东夷人有“煮海为盐”的传统,《世本》有“夙沙氏煮海为盐”“宿沙氏始煮海为盐”记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古者夙沙,初煮海盐。”夙沙氏是居住在山东北部沿海的一个古老的东夷部落,以捕鱼、煮盐为业,无棣县曾出土龙山文化时期煮盐用的盔形陶器,但局限于部落经济,规模小产量低,没有提到治国的层面上倡导开发。
姜太公本是东夷人的后裔,《吕氏春秋·首时》云:姜尚“东夷之士也”。因为姜太公是东夷苗裔,周初封姜太公于齐,其初衷或许也有“以夷治夷”,有利于国家稳定的谋算。姜太公采取“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略显然也有继承先人文化传统元素的考量,从而开创了“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的历史局面。(《史记·齐太公世家》)
无棣鱼盐与齐桓公称霸
齐国第十五代国君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继承发展了齐太公的治国方略,制定了“设轻重鱼盐之利”“海王之国,谨正盐策”的具体政策,齐国由此“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造就了春秋第一霸主的地位。
无棣,是太公赐履之地。顾祖禹曾说过“(沧州)绾海王之利。江淮贡赋,由此达焉。燕赵鱼盐,由此给焉。太公赐履,北至无棣。桓公用之,遂以兴霸。盖襟带雄远,便于驰逐。燕得之,势足以弱齐。齐得之,势足以胁燕动赵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直四》)《管子·小匡》记载:“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管仲所说的“北至于无棣”与“北至于海”基本同义。无棣濒海,人杰地灵,正是姜太公实施“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治国方略的一块宝地,也是齐桓公“设轻重鱼盐之利”的重点区域。
碣石山上的“盐山神祠”
无棣碣石山上有座“盐山神祠”,也叫“盐神庙”。最早建于何时待考,但起码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很出名了。现在发现最早记载这座“盐山神祠”的是《魏书·地形二》。盐神为谁?一说是东夷的“夙沙氏”,一说齐国的管仲。管仲是盐专营的创始人,是中国盐法的鼻祖,也是他提出了“官山海”的主张。管仲制定了“海王之国,谨正盐策”的具体实施政策,取得了富国利民的实际效果,所以被后世奉为“盐神”,盐商们大都供奉管仲。碣石山上的盐神庙供奉的“盐神”应是管仲。
无棣大地上有一条重要的河流叫无棣沟,史书上称之为“无棣水”或“无棣河”,是古黄河的支流,起码在春秋之前就已存在。无棣沟是齐国北部一条重要的鱼盐运输通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直》记载:无棣沟在县南,相传春秋时即有此沟,分大河支流,东注于海。庆云县即元代之“西无棣”,元代之前与今无棣同属于无棣县。《盐山县志》载:“无棣沟亦名老黄河,三代以前在九河之列”。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春秋形势图中就把“无棣水”标注在齐国的北境。郦道元《水经注·卷九·淇水》云:“清河又东北,无棣沟出焉。东迳南皮县故城南,又东迳乐亭北……无棣沟又东北,迳一故城北,世谓之功城也。又东北,迳盐山(无棣碣石山—引者按)东北入海。《春秋·僖公四年》载,齐、楚之盟于召陵也,管仲曰:昔召康公锡命先君太公履,北至于无棣。盖四履之所也。
春秋“渠展之盐”,无棣之盐是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典籍中记载齐国之盐,常见有“渠展之盐”“北海之盐”“海隅鱼盐”等说法,作为齐国北鄙的无棣邑,当然包括在此范围内。在此略作叙述。
《周礼·夏官·职方氏》有“幽州:川曰河、泲(济),其利鱼盐”的记载。唐杜佑《通典·州郡八》曰:“川曰河、泲,河在景城郡无棣县界。”说明《周礼·夏官·职方氏》所说的“其利鱼盐”应涵盖无棣县境。
今人在论述山东盐业发展史时,多以为先秦时代山东半岛的盐业盛于山东无棣一带北部沿海,其实这是误解。《国语·齐语》记载:“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小匡》中也有相同的记载:“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廛而不税,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宽焉”。这说明当时山东半岛的东莱人是从齐国进口食盐,显示出先秦时期山东半岛的制盐业并不发达。先秦时期山东地区的盐业生产中心在今无棣所处的黄河三角洲一带。
“渠展之盐”见于《管子·地数》:“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渠展之盐”竟与“汝汉之金”相媲美,说明“渠展之盐”是齐国的经济命脉。“渠展”指何处?有“济水入海处”之说,这未免有些狭窄、局限,郭沫若先生认为“渠展”是渤海的别名。王青先生也说:“‘渠展’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是指现今鲁北沿海海拔10米线以下赋存地下卤水的地带。”(王青:【《管子》所载海盐生产的考古学新证】《东岳论丛》2005年6期)无棣在渤海之滨,毋庸置疑,无棣之盐是“渠展之盐”的重要组成部分。齐人称渤海为北海,无棣所产的海盐也属于“北海之盐”。
战国时期,无棣“海隅鱼盐”
“海隅鱼盐之地”始见于《战国策》。苏秦曰:“大王诚能听臣,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齐必致海隅鱼盐之地。”(《战国策·赵策·苏秦纵燕之赵》)《尔雅·释地》载:“齐有海隅”。“海隅”是齐国的大泽,“海隅”具体位置在哪里?《淮南子·地形训》云:“齐之海隅,海隅犹崖,盖近海滨是也。”据郝懿行(1757-1825)《尔雅·义疏》考证曰:“今自登来之黄县、掖县以西,历青州之寿光、乐安以东,及武定之海丰、利津以北,延袤千余里间,皆古阳泽之地”,其中“武定之海丰”便是今日之无棣。无棣是齐国“海隅鱼盐”的重要产地,当不言而喻。
战国时代,无棣一带北部沿海的鱼盐业垦殖规模日益扩大,遂有“献鱼盐之地三百里”之说。《战国策·齐策·张仪为秦连横齐王》一文中有“齐王曰:‘今大客幸而教之,请奉社稷以事秦’。献鱼盐之地三百于秦也。”这“献鱼盐之地三百”肯定不会是齐国鱼盐基业的全部,当时齐国的鱼盐之地是何等规模,可想而知。
《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国“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鱼盐成为齐国富裕的标志。战国时期,齐国在无棣邑西边修筑了“饶安”城,傍无棣沟通鱼盐之利。饶安之名始见于《史记·赵世家》悼襄王四年(公元前241年),赵将庞煖“攻齐,取饶安。”“饶安”即寓意“其地鱼盐丰饶,足以安民”,饶安城不傍海,这里的“鱼盐丰饶”与无棣沿海的鱼盐垦殖有着直接关系,这再一次证明春秋战国时无棣是齐国鱼盐之乡。
汉代设盐官,实行“榷盐”制度
秦朝短祚,少有关于齐地鱼盐的记载。汉代重视发展鱼盐之业,是尽人皆知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御史大夫桑弘羊曰:“今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务于积蓄,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用。”他还说“燕齐之鱼盐……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汉代在产盐郡国设置盐官,管理盐政,西汉郡国一百零三,设盐官三十七处,分布于二十七个郡国。其中就有渤海郡章武县,章武县境春秋时属齐国的无棣邑。汉文帝封妻弟窦广国为章武侯,户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九,章武人口密度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其鱼盐规模也可想而知。
汉元帝时为安置幽州流民,博士平当建言:“渤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汉书·平当传》)他提到的“渤海盐池”,可能就是滨海的咸水泻湖,无棣境内就有几处故盐泽,如“月明沽”“豆子[卤亢](读gang)”之属。《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五·河北道十四》记曰:“隋开皇六年,于今所置无棣县,取县南无棣沟为名。月明沽,在(无棣)县东界。西接马谷山,东濒海,煮盐之所。”《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山东》记载:“海丰县:豆子[卤亢]在县东北,故咸泽也。”这“煮盐之所”“故盐泽”可能就是汉代所说的“渤海盐池”。这说明在汉代无棣滨海地带“煮海”制盐原料还采用卤度较高的池水。
魏晋时期的鱼盐垦殖
三国时期,无棣一带属于曹魏政权管辖。曹操对盐业经济颇为重视,恢复了国家垄断专卖制度。《三国志·卫觊传》载:“觊书与荀彧曰:‘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彧以白太祖(曹操),太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曹操在给王修的信中说:“……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盐业与恢复生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自官渡之战后,曹操控制了北方海盐的重要产区渤海湾一带,无棣属曹魏的乐陵郡,其盐业生产,经汉末丧乱之后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到了晋代,争相在无棣沿海煮盐以供军需。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后赵主石勒派王述在无棣东北的角飞城(海丰镇)煮盐,兼理盐政。《水经注·淇水》:“清河又东迳漂榆邑故城南,俗谓之角飞城。《赵记》云:石勒使王述煮盐于角飞,即城异名矣。《魏土地记》曰:高城县东北百里,北尽漂榆,东临巨海,民咸煮海水,藉盐为业。”无棣沿海全民煮盐,盐业垦殖可谓盛况空前。
北魏“自迁邺后,于沧(今山东乐陵、无棣、河北沧州一带)、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魏书·食货志》)从该记载中可看出,沧州一州盐灶占当时全国置灶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产量也应与之相当。
魏晋时盐民在碣石山上修建盐神庙(亦称“盐神祠”),因此碣石山又称为“盐山”。隋开皇十八年,因盐山当时在高城县境内,遂把高城县改称盐山县,从中也可看出无棣一带的盐业之盛。
隋唐五代时期的鱼盐开发
隋代对食盐不实行专卖政策,任民煎煮,官府收税。据《盐山县志》记载:“隋开皇十八年(598),以县境东南近海处有一座山名盐山,以山名改高城县为盐山县。盐山(今无棣县境内大山),古称碣石山,春秋时改称无棣山。山下有月明沽产盐,山腰有盐神庙,魏晋时称盐山。”这说明当时无棣、盐山沿海的盐业发达。
另据《旧唐书·高开道传》:“高开道,沧州阳信人也。少以煮盐自给,有勇力,走及奔马。隋大业末,河间人格谦拥兵于豆子[卤亢],开道往从之,署为将军。”《全隋文·格谦》载:“渤海厌次人。大业中,据豆子[卤亢]反,有众十馀万。”
唐武德四年(621),在隋代的盐山县置“东盐州”,辖盐山(此时含今无棣县北部)、清池县。盐州之设,说明朝廷对渤海盐业的高度重视。唐初置河北道,沧、瀛、幽、平诸产盐州均属其统辖,所产之盐称“河北盐”。唐永徽年间,为促进河北盐的发展和鱼盐的运销,开挖鬲津河、疏浚无棣沟。《旧唐书·薛大鼎传》载:“贞观中,累转沧州刺史。州界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唐开元年间又对无棣沟进行过一次开挖,把鱼盐运往内地,无棣沟下游成为商贾辐辏、鱼盐销运的重要商业枢纽。
无棣县,唐代属沧州景城郡。安史之乱初,肃宗即位灵武,拜颜真卿为河北招讨使,“时军费困竭,李崿劝真卿收景城盐,使诸郡相输,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参进明军,后得其法以行,军用饶雄。”(《新唐书·颜真卿传》)“景城盐”不是景城县(今河北交河县东北境)的盐,而是指景城郡的盐,即景城郡傍海的无棣、盐山等县所产的盐。《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盐铁使刘晏改革之初,盐利岁入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779),增至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饟、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唐代沧州的土贡有“糖蟹、鳢鮬”(《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贡品的具体数量,杜佑《通典》的记载是:“糖蟹二十三坩,鳢鮬三百五十梃。”“糖蟹”即用糖腌渍加工的渤海梭子蟹,“鳢鮬”就是用乌鳢鱼(即黑鱼)的卵经加工制成的食品。从中可以体味到无棣沿海一带不但鱼虾捕捞业兴盛,而且在特产加工方面也独具匠心,独有风味。
五代时期,无棣一带的盐业开发继续保持上升趋势。滨州的设置过程就是证明。据《新五代史》:“滨州:周显德三年置,以其滨海为名。初,五代之际,置榷盐务于海傍,后为赡国军,周因置州。”《文献通考》说:“滨州:后唐以其地斥卤,置榷盐务。汉改赡国军,周建为州。宋因之,属河北道。”所谓“榷盐务”就是国家专管食盐运销和税收机构;赡国军的“赡国”二字即表示“榷盐之利,资赡军国”之意。后由“榷务”晋升为“州”级建制,足以说明滨州一带人口辐辏,盐业丰饶。顾祖禹说:“(济南)府南阻泰山,北襟渤海,擅鱼盐之利……(滨州)州滨海为险,鱼盐饶给。”
宋金时代的盐业及无棣的永利盐场
宋代的食盐纳入农业赋税体制,官收盐利,在中央财政岁入中占据重要地位。《宋史·食货志》记载:“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尤重私贩之禁。”北宋时,无棣一带虽靠近契丹政权辽国,但仍重视这一地区的盐业生产。据记载,宋代滨州盐场“一岁鬻二万一千馀石”(《宋史·食货志·盐上》)。开宝七年“滨州场,岁煮二万一千馀石”“河北沧、滨二州盐,自开宝以来,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为额钱十五万缗。”(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考二》)。无棣县境设有相当规模的永利盐场,有出土石碑、煮盐锅为证,永利盐场历金、元、明、清、民国盛而不衰,一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时才废毁。
《金史·食货志》记载:“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益都、滨州旧置两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并为山东盐司。二十一年沧州及山东各务增羡,冒禁鬻盐,朝论虑其久或隳法,遂并为海丰盐使司。”金朝只占有淮河以北的海岸线,其食盐来源和盐课利润只能取自北方盐场。这个时期,山东沿海经济在盐业开发方面进展最快。
元明清时期的无棣盐业
元太宗二年(1230)在县境西北,鬲津河沿岸,建有海丰、海润、海盈三场;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山东灶场有19场,其中就有无棣境内的永利场。《元史·食货二》称:“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元代杨维桢在其《海盐赋》这样描绘,青齐之境“斥卤万里,宵烹夜煎。……至若聚囷成山,环埒为陵,万车汗牛,千艘贯绳,漕渠转输,以佐国经。”
元代山东海洋开发把盐业生产当作重点项目,沿海各盐场均达到了一定规模,这就为后来明清时期的盐业生产高潮打下了良好基础。
明洪武元年(1368年)在山东设都转盐运使司,并设胶莱、滨泺两分司和泺口批验所。滨泺分司下辖12场,无棣的永利场为其下属。永利场的盐丁人数尚未查到记载,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三○(洪武)“十三年四月庚辰”记载:“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奏:所辖一十九场,灶夫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丁。”众多劳动力的参与,使得山东沿海各盐场均保持着有效的生产能力。
明初,无棣县以境内的海丰盐使司、海丰场为据更名“海丰县”,足见无棣附近历代鱼盐垦殖之规模。
海水晒盐,无棣为先。无棣改进几千年的制盐工艺,改“煮海”为“滩晒”是无棣首创。明宋应星撰著的《天工开物·作咸第五》记载:“海丰有引海水直接入池晒成者,凝结之时,扫食不加人力。与解盐同。”这段记载中的“海丰”就是指明代山东的无棣县,其中“解盐”系指山西解州之解池所产之盐,解盐质量当属国内之首,属“贡盐”之列。无棣滩晒的海盐质量与解州贡盐相同。晒盐较煎盐而言,简化生产工序,成本降低,提高产量,又省工时,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此法逐步传向山东沿海各个盐场,不过直到清朝时,晒盐工艺才在山东盐产区内占有绝对优势。这在盐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无棣人对盐业生产的贡献功不可没。
清代山东沿海的盐场有裁并,但从事制盐的人员却有增加。无棣境内的永利场维持着较大规模。清代无棣沿海滩晒制盐工艺不断改进,滩晒产量明显提高,每副盐滩池可晒盐1250—1350公斤。清代山东的盐业生产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
《清史稿·食货四·盐法》记载:“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其制法,海盐有煎、有晒……论质味,则海盐为佳,池盐、井盐次之。海盐之中,滩晒为佳……论成本,则晒为轻。”无棣永利盐场按例每年向孔府供应祭孔“铏盐”10包,约2250斤,祭孔用盐,质量要求严格,永利所供数量虽不多,但足以说明无棣的制盐质量已达到国内上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