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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市民携手探寻滨州历史DNA
日前，专家与市民的“历史对话”——滨州市博物馆“寻古滨州”系列讲座圆满收官。8场讲座梳理了千年文脉，解答了关键问题，奏响了历史长歌，让市民首次聆听到滨州历史的系统讲述。
这一活动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博物馆承办，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专家团队主讲，张卡、王凤翔、郭海燕、梁娟娟、李沈阳、马晓菲、刘涛、闫海青等专家学者，化身“导游”引领市民穿越沧海桑田的历史隧道。
最早的滨州人出现在邹平山前丘陵；齐国的“尚武”传统养育了兵圣孙武
张卡在讲座《让文物说话，探寻古遗址中的滨州历史》中表示，滨州位于河海交汇之地、河济之间，在近五千年里，历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阶段。其中，丁公遗址是2001年国家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滨州文博骄傲，在那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刻字陶文，它对研究中国古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以及探讨甲骨文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
最早的滨州人出现在哪儿？对此问题，张卡解答：在邹平山前丘陵地带，孙家遗址就是滨州发现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属于后李文化范畴，距今大概8500余年。根据出土的陶器、石器以及骨、角、牙和蚌器等文物来看，出现了较为齐全的原始手工业门类，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也已出现。
滨州为何出了兵圣孙武？马晓菲在讲座《武蕴齐风：兵圣养成的齐文化土壤》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周初，周天子授权姜子牙，代天子征讨其他诸侯国，致使齐国慢慢确立了“尚武”传统。春秋早期，齐桓公以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一代霸主。齐桓公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实行“作内政以寄军令”的制度，兵民合一，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对外尊王攘夷，救燕于山戎之患，存邢救卫于北狄之难，戍守周都无四方干扰，保卫中原免受少数民族侵掠，这就造就了齐国的尚武精神。
具体来说，孙武出身于贵族世家，从小便受到良好教育，其曾祖陈完、祖父孙书均为能征善战的将军。他从先辈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为其后来撰写《孙子兵法》奠定了良好基础。明代，兵圣故里还发生过一次写入历史的征伐——明宣宗亲征棣州，他的叔叔汉王朱高煦投降。梁娟娟介绍，棣州因此改名“武定”，寓意以武力平定谋反。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武定州升格为武定府，并设附郭县（惠民县）。
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时途经滨州，留下诸多历史记忆和传说
秦皇台、千童城、桑落墅、厌次、茅焦台……滨州为何有如此多有关秦始皇的风物与传说？
对此，李沈阳在讲座《奠基繁华：秦朝统一帝国下的滨州》中作了解释。他说，在秦始皇第五次东巡中，从芝罘（今烟台市北）到平原津（今平原县南)途中经过了滨州地区，让这一带留下了许多相关历史记忆和传说。其中，秦皇台为滨州“三台”之首，史载为秦始皇所筑，历代《滨州志》及《蒲台县志》皆有记载。《三齐记》记在：“厌次东南有蒲台，即此也。盖始皇尝顿台下，萦蒲系马，以地多蒲故名。后世沿传其事，袭称秦台焉。”
厌次，秦朝时期位于惠民桑落墅一带，《汉书·高祖纪》中记载：“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光绪《惠民县志·建置志》说：“桑落墅，在县东四十五里，秦始皇过此桑枝偶落，故名。”
又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日后滨州诞生了伏生传经的故事。郭海燕介绍，伏生冒死守护，是因为《尚书》极其重要，它是“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伏生年近九十，不能亲自赴京传授，汉文帝便派遣太常使掌故晁错到邹平学习《尚书》。今日邹平，尚有伏徵君墓、伏生祠两处有关遗迹。
滨州的另一个文化明星是范仲淹。刘涛在讲座《忧乐天下：范仲淹与滨州的不解之缘》中介绍，范仲淹两岁便跟随母亲谢氏改嫁长山，在长山的读书时光，为他一生的成就奠定了良好基础。在长白山的醴泉寺，范仲淹留下了“划粥断齑”“窖金济僧”的经典故事。
元代沾化、蒲城、渤海三县合并，命名“滨州”
在讲座《河海鱼盐：滨州地名的由来》中，王凤翔关于滨州地名的渊源讲解让市民深感兴趣。他介绍，隋唐五代建立县制，五代后周改渤海县为滨州；元朝实行三县联合称作“州”，而后沾化、蒲城、渤海三县合并，因均靠海所以取“滨”，故命名为“滨州”，这便是滨州城的前世。
关于“滨州”，有人说“海”为古代渤海专属名词，因而滨州是“渤海之州”；还有人说“河”为古代黄河专属名词，因而滨州是“黄河之州”；更有人说滨州为黄河三角洲，濒临渤海，黄河流过，因而滨州是“河海之州”。哪一种观点更有道理？
王凤翔介绍，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职方考》中提到，“滨州，（后）周显德三年置，以其滨海为名”。可见，当初“滨州”正是因渤海而得名。
别看滨州曾长期临海不见海、背海不面海，但实际上一直在享用海洋资源。王凤翔介绍，滨州自古便有鱼盐之利、因盐而兴。根据大量考古挖掘证明，西起无棣、阳信，东至滨城、沾化，均发现有盐业遗址存在，并出土了大量生产海盐的专用工具——盔形器、滤器等。这些遗址遗物，一般认为广泛用于商周时期。后周时期设置滨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管理食盐专营事务。
与此同时，黄河对滨州的影响同样深刻。闫海青在讲座《沧海桑田：1855年黄河改道对滨州的影响》中介绍，那次黄河改道导致滨州境内蒲台县城和齐东县城的消失。肆虐的洪水使得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到破坏。改道后，河患规模大、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破坏了生态环境，土地沙化、土地碱化日益严峻。闫海青认为，洪水使得昔日退海荒滩成为可耕种荒地，吸引了大批移民，为日后黄三角地区的发展、城市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一活动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博物馆承办，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专家团队主讲，张卡、王凤翔、郭海燕、梁娟娟、李沈阳、马晓菲、刘涛、闫海青等专家学者，化身“导游”引领市民穿越沧海桑田的历史隧道。
最早的滨州人出现在邹平山前丘陵；齐国的“尚武”传统养育了兵圣孙武
张卡在讲座《让文物说话，探寻古遗址中的滨州历史》中表示，滨州位于河海交汇之地、河济之间，在近五千年里，历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阶段。其中，丁公遗址是2001年国家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滨州文博骄傲，在那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刻字陶文，它对研究中国古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以及探讨甲骨文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
最早的滨州人出现在哪儿？对此问题，张卡解答：在邹平山前丘陵地带，孙家遗址就是滨州发现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属于后李文化范畴，距今大概8500余年。根据出土的陶器、石器以及骨、角、牙和蚌器等文物来看，出现了较为齐全的原始手工业门类，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也已出现。
滨州为何出了兵圣孙武？马晓菲在讲座《武蕴齐风：兵圣养成的齐文化土壤》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周初，周天子授权姜子牙，代天子征讨其他诸侯国，致使齐国慢慢确立了“尚武”传统。春秋早期，齐桓公以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一代霸主。齐桓公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实行“作内政以寄军令”的制度，兵民合一，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对外尊王攘夷，救燕于山戎之患，存邢救卫于北狄之难，戍守周都无四方干扰，保卫中原免受少数民族侵掠，这就造就了齐国的尚武精神。
具体来说，孙武出身于贵族世家，从小便受到良好教育，其曾祖陈完、祖父孙书均为能征善战的将军。他从先辈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为其后来撰写《孙子兵法》奠定了良好基础。明代，兵圣故里还发生过一次写入历史的征伐——明宣宗亲征棣州，他的叔叔汉王朱高煦投降。梁娟娟介绍，棣州因此改名“武定”，寓意以武力平定谋反。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武定州升格为武定府，并设附郭县（惠民县）。
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时途经滨州，留下诸多历史记忆和传说
秦皇台、千童城、桑落墅、厌次、茅焦台……滨州为何有如此多有关秦始皇的风物与传说？
对此，李沈阳在讲座《奠基繁华：秦朝统一帝国下的滨州》中作了解释。他说，在秦始皇第五次东巡中，从芝罘（今烟台市北）到平原津（今平原县南)途中经过了滨州地区，让这一带留下了许多相关历史记忆和传说。其中，秦皇台为滨州“三台”之首，史载为秦始皇所筑，历代《滨州志》及《蒲台县志》皆有记载。《三齐记》记在：“厌次东南有蒲台，即此也。盖始皇尝顿台下，萦蒲系马，以地多蒲故名。后世沿传其事，袭称秦台焉。”
厌次，秦朝时期位于惠民桑落墅一带，《汉书·高祖纪》中记载：“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光绪《惠民县志·建置志》说：“桑落墅，在县东四十五里，秦始皇过此桑枝偶落，故名。”
又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日后滨州诞生了伏生传经的故事。郭海燕介绍，伏生冒死守护，是因为《尚书》极其重要，它是“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伏生年近九十，不能亲自赴京传授，汉文帝便派遣太常使掌故晁错到邹平学习《尚书》。今日邹平，尚有伏徵君墓、伏生祠两处有关遗迹。
滨州的另一个文化明星是范仲淹。刘涛在讲座《忧乐天下：范仲淹与滨州的不解之缘》中介绍，范仲淹两岁便跟随母亲谢氏改嫁长山，在长山的读书时光，为他一生的成就奠定了良好基础。在长白山的醴泉寺，范仲淹留下了“划粥断齑”“窖金济僧”的经典故事。
元代沾化、蒲城、渤海三县合并，命名“滨州”
在讲座《河海鱼盐：滨州地名的由来》中，王凤翔关于滨州地名的渊源讲解让市民深感兴趣。他介绍，隋唐五代建立县制，五代后周改渤海县为滨州；元朝实行三县联合称作“州”，而后沾化、蒲城、渤海三县合并，因均靠海所以取“滨”，故命名为“滨州”，这便是滨州城的前世。
关于“滨州”，有人说“海”为古代渤海专属名词，因而滨州是“渤海之州”；还有人说“河”为古代黄河专属名词，因而滨州是“黄河之州”；更有人说滨州为黄河三角洲，濒临渤海，黄河流过，因而滨州是“河海之州”。哪一种观点更有道理？
王凤翔介绍，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职方考》中提到，“滨州，（后）周显德三年置，以其滨海为名”。可见，当初“滨州”正是因渤海而得名。
别看滨州曾长期临海不见海、背海不面海，但实际上一直在享用海洋资源。王凤翔介绍，滨州自古便有鱼盐之利、因盐而兴。根据大量考古挖掘证明，西起无棣、阳信，东至滨城、沾化，均发现有盐业遗址存在，并出土了大量生产海盐的专用工具——盔形器、滤器等。这些遗址遗物，一般认为广泛用于商周时期。后周时期设置滨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管理食盐专营事务。
与此同时，黄河对滨州的影响同样深刻。闫海青在讲座《沧海桑田：1855年黄河改道对滨州的影响》中介绍，那次黄河改道导致滨州境内蒲台县城和齐东县城的消失。肆虐的洪水使得人口锐减，生产力遭到破坏。改道后，河患规模大、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破坏了生态环境，土地沙化、土地碱化日益严峻。闫海青认为，洪水使得昔日退海荒滩成为可耕种荒地，吸引了大批移民，为日后黄三角地区的发展、城市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