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在他的《红楼小讲》第一讲“《石头记》与《红楼梦》”里提到“戚序本”时说：
　　“清末民初，上海有正书局石印了一部‘戚序本’，却无人知重，只有鲁迅先生作《中国小说史略》时引文都采用此本。可见先生识力之高。这就是说，当别人见了这个八十回本的印行还在疑疑惑惑、糊糊涂涂的时候，先生一看就明白这才是较为接近曹雪芹原文的一个本子。先生是一贯反对过去那种乱改他人著作的歪风劣行的，当然即取‘戚本’作为引文的依据。这一点过去并不为人注意，我们却应好好地思索一下其中的道理。”
　　这里提到的“戚序本”中的“戚”是清朝乾隆年间进士、浙江德清人戚蓼生。
　　戚蓼生，生于雍正八年（1730），乾隆三十四年（1769）中进士，由刑部主事迁升郎中，乾隆四十七年出任江西南康府知府，甫到任，旋升福建盐法道（注意，这和林如海干的差事就有些相似）。乾隆五十六年再升为福建按察使。五十七年（1792）冬卒于任上。他一生为人洒脱，不修边幅，喝酒后喜欢乱骂人，但办事能力强，是个干员。史料上说他办公桌上从不堆积公文（这很难得，据说李嘉诚有这个风格，办公桌上片纸不留，“今日事、今日毕”），最后因劳累死于官邸。
　　戚蓼生虽说官做得也不算小，是一省内的第四把手，但在像《清史稿》这样的史料中就排不着数了，只有列传中提到当时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剿“匪”时，才捎上他寥寥几笔：
　　“乾隆五十七年，同安民陈苏老、晋江民陈滋等为乱……伍拉纳率按察使戚蓼生赴泉州捕得苏老等，诛一百五十八人，戍六十九人。”
　　伍拉纳涉嫌贪腐，下场不好。《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一辑邓庆佑著《戚蓼生研究》中说，戚蓼生虽“使酒好狎侮人”，但为官清廉，恪尽职守，与顶头上司、闽浙总督伍拉纳为首的这个贪污集团毫不沾边。当时福建督、抚、藩、臬四大军政长官，除了戚蓼生这个老四、按察使、臬台能侥幸做到“不粘锅”，算是善终外，其余悉数搅到伍拉纳案中，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惩处。
　　戚蓼生爱书。早年赴京应试，购得曹雪芹八十回本《石头记》早期抄本，大为赞叹，书序一篇，对《石头记》的写作艺术推崇备至。最可贵的是，他不主张写续书，认为不全也无妨。其见解多为著名红学家俞平伯所赞赏。
　　“戚序”中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书中的高明写法，叫作“一喉二歌”。什么叫“一喉二歌”呢？
　　贾瑞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风月宝鉴》（《红楼梦》首回指出：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曹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这本书有正反、真假两个故事。而戚蓼生写的序，“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这里提到的“一喉二歌”是指一个喉咙里居然可以同时唱出两首歌来，以此比喻《红楼梦》的“一史两写”。看来戚蓼生应该算是看懂此书了。序中还说：“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而这个“史”应不是什么曹家的被抄家史，更不是什么曹雪芹与情人毒杀雍正的荒诞段子。
　　按照戚蓼生序言的引导，我们能够慢慢体会出曹雪芹在创作此书的时候面临多么大的政治压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一段历史隐写在一个谈情说爱的故事之中——这是满清文字狱高压下逼出来的奇葩。二百多年来人们一直只痴迷于此书表面好看的故事（贾家？假），但实际上其背面隐写的故事（甄家？真）更精彩！
　　行文至此，生出两点感慨：
　　其一，关于戚蓼生这个人。一辈子读书做官，忙于（也死于）事务，恐怕他自己万没想到，能让他名传后世的却不是他那个混到头来正三品、“副省级”的最高级别，也不是跟着伍拉纳这个贪官镇压农民起义那点儿破事儿，而是他在一部“闲书”上“信手”写的一篇小文章——类似于“搜书志”吧，嘻嘻。
　　其二，关于鲁迅。读小学、中学时，觉得鲁迅很高大但文章却有些“涩”；到了大学、青年阶段，开始质疑进而蔑视鲁迅；而今中年，读书略能沉静下来后，才感觉鲁迅先生真是那种“在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