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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81YLVM4:5镶嵌铜牌饰为鸱号鸟说
滨州学院王爱民

  镶嵌铜牌饰是我国夏代前后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遗物,迄今已发现16件,其中经科学发掘的3件分别于1981年、1984年、1987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墓葬。81YLVM4:5(以下简称M4:5)镶嵌铜牌饰,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1981年发掘V区夯土基址时,在编号M5的墓葬中发现的,出土时放置在墓主人胸部略偏左的位置。铜牌饰中间呈弧状束腰,近似鞋底形,长14.2厘米、宽9.8厘米,长边两侧各有二穿孔钮。铜牌饰凸面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动物纹,凹面附着有麻布纹。墓中并未发现墓主骨架,但从出土情形看是倾斜置放,应该不是缝制在衣服上的。铜牌饰出土时凹面附着的麻布纹,说明其应该是包在麻布中,在下葬时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
  一、M4:5镶嵌铜牌饰形象解读
  镶嵌铜牌饰是二里头先民信仰及精神世界的反映,对于研究原始时期的文化意义重大。目前,学者对镶嵌铜牌饰的形象认识分歧很大。笔者认为,与其他铜牌饰不同,M4:5铜牌饰塑造的是一只鸱鸮,也即猫头鹰的正面形象。
  根据诸家的观点,除M4:5之外,二里头出土的其他铜牌饰表现的都是兽类的形象。镶嵌铜牌饰是佩戴在胸前的,因为塑造的动物形象不同,其佩戴方式各异。兽类一般是伏地而立,如果要表现兽类的完整形象,在制作时就必须采用俯视图,这样的铜牌饰无论动物的头部还是尾部向上,都不会影响人们对其形象的认识。而鸟类尤其是猫头鹰,人们熟悉的一般是其立在树上的形象。要想表现站立的猫头鹰形象,那就必须采用正面构图。所以,铜牌饰的放置方式是释读其形象和含义的关键。
  二、出土文物中的鸱号鸟形象
  鸱鸮在我国分布广泛,是中国古代文化中表现较多的鸟类形象,在史前遗址中,鸱鸮形器物屡有出土。晚商时期,鸱鸮形器物也发现较多。此外,在玉石器中出现的鸱鸮形象也不少,仅殷墟妇好墓中,就出土多件玉鸮、鸮纹石磬等文物,其中仅玉鸮就出土6件。
  殷周鼎革之后,鸱鸮的形象逐渐发生改变,这是因为周人和商人的文化不同,对鸱鸮的认识也不一样。如《诗经·豳风·鸱鸮》篇就把鸱鸮塑造成了一个欺凌弱者的形象,这应该是周人对鸱鸮形象的较普遍认识,所以鸱鸮纹饰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绝迹,战国秦汉以后的发现就是很偶然的事情了。
  三、鸱号鸟形象的文化解读
  在汉族传统文化里面,猫头鹰多作为不祥、凶兆的象征而存在,但是这种认识并非自古就有。古人对猫头鹰由崇拜到厌恶,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所发现的鸱鸮形象,说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已产生了猫头鹰崇拜的意识,殷商时期仍有猫头鹰崇拜的习俗。二里头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与殷商的中间阶段,具有猫头鹰崇拜习俗应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鸱鸮崇拜习俗的产生,应该与这种鸟类独特的生活习性有关。猫头鹰是典型的夜行鸟类,习惯昼伏夜出,平时难得一见,加上行动迅速,叫声凄厉,更增加了其神秘感。另外,猫头鹰是猛禽,象征威猛,所以被奉为战神,这或许也是古人猫头鹰崇拜的原因。
  目前出土铜牌饰的3座二里头墓葬中,都伴有铜铃出土,说明铜牌饰与铜铃应该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组合,有着特殊的含义。张光直先生指出,“商周青铜器上动物纹样乃是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彝器上的形象”。笔者也认为,二里头出土的镶嵌牌饰,应当是与铜铃配合使用的巫术道具,是当时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另外,“由于白昼属阳,夜晚属阴的想象模式作用,猫头鹰在文化价值上就很自然地被归属为阴性的或者女性的大鸟,乃至成为阴间的、冥府的使者”。妇好墓发现较多的鸱鸮形象,似乎说明在夏商时代的人们观念中,猫头鹰与女性之间有某种联系。因此,二里头发现的兽形铜牌饰或归男巫使用,而鸱鸮纹铜牌饰是女巫的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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