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尤其是乾隆这样在位已逾半个世纪、权力十分稳固的皇帝，他所关注的案件，整个国家机器都会被迅即开动起来，去贯彻他的旨意。
　　果然，仅仅过了三天，缉获薛对元的事情就有了结果，就在京城，薛对元被统领京师禁卫的绵恩给逮着了。二月十二日，乾隆皇帝在巡幸山东途中，对此又有谕旨，同样见于《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谕示说，此前根据山东巡抚长麟奏报，滨州举人薛对元抢夺人犯殴伤官差，潜逃赴京会试，即传谕绵恩等严密缉拿，现已将该犯拿获，并派员押解回山东归案审办。但经绵恩审讯，该犯供称，此案的起因是上年六月间，他与平素相识的通判侯永萼（按，即刚出土的北镇节孝牌坊坊主赵氏的公爹）及杜宜丰等，谈及蒲台镇（按，即北镇）赶集集场的事情。集场本在西街，杜宜丰等欲将布市挪开，彼此意见不同而发生口角和殴斗，被杜宜丰赴州衙具状控告。滨州衙门派差役传唤薛对元、薛宗孟等到案候审，薛对元等屡次到州衙听审，如此往返数月。并且他们也呈递过反诉状，但未经传讯。因会试场期临近，所以才赶赴京城应试……但再查阅长麟的原奏章，所称案情是薛对元等与杜宜丰寻衅争殴，经州衙指派差役将薛宗孟等拿获，薛对元率人赶去抢人，其中薛德用铁尺打伤差役赵统，薛对元撕破差役周贵衣服，并将薛宗孟等夺去释放。这与该犯在京所供情节全不相符。想必他是自以为无人与他质证而希图狡赖。现在该犯业已解赴山东，着人马上传谕长麟即行提取采集其犯罪证据，详细全面地审究案情，务必审清楚是否该犯所供述的为狡辩之词，抑或真的是另有起衅别情。若果真是有劫夺人犯、殴伤官差各情节，审讯得实，则该犯系属举人，非寻常不懂法的老百姓，敢如此目无法纪，判定刑罚时必当加倍从重治罪，以示惩儆。要将此谕令让相关人员知晓。
　　分析上面这段谕示，我们可以看出，先前山东巡抚长麟奏请要缉拿的被控犯有“抢夺人犯殴伤官差”的滨州举人薛对元，确实是如其家人所供赴京参加会试了，所以才很快就被统领京师禁卫的绵恩轻而易举地拿获了。而绵恩拿获薛对元后，也遵照乾隆皇帝先前的旨意，迅即将其押解回山东。但在拿获薛对元时，绵恩对其进行了审讯，得到的供词却与山东巡抚长麟奏报的案情大不相同。听起来更像是一场双方互殴，各有情理的诉讼，薛对元一方不仅听从州衙的传讯，在数月内屡次到州衙应诉听审，而且也呈交过反诉状，但未曾得到州衙传讯，作为举人的薛对元因会试考期临近，所以才赴京赶考去了。
　　若判断此供词为真，薛对元非但没有犯下“抢夺人犯殴伤官差”的抗法之罪，反而是遵从了国法约束，一方面屡次服从官衙传唤到衙门应诉听审，一方面也提出反诉。他赴京赶考是因为等不到州衙传唤而会试考期临近，这也符合常理。绵恩之所以能在北京很快将其捕获，也部分证明了他并没有畏罪潜逃。
　　然而，乾隆皇帝在看到这样的供词之后，并没有轻信被地方衙门作为罪犯通缉的薛对元的一面之词，而是坚持倾向于相信地方官员，暂且先把薛对元的供词看作其择清自己罪责逃避惩罚的狡辩。
　　看来时年已过八十的乾隆，思维还是很清楚的。他要维护清朝统治，就要相信和依靠各级地方官员。而且他很看重这件身为举人的人暴力抗法的案件，有心抓一个典型严加惩治，儆戒所有敢藐视官府对抗执法的人，切实维护官府权威。这是大的原则性问题。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一层就是，乾隆皇帝很相信和倚重向他奏报这个案子的山东巡抚长麟，对此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提及。但在谕令长麟提集案件证据，全面、详细审清案情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绵恩所奏薛对元的供词，并没有排除该案“另有起衅别情”的可能，这就为相关各衙门相对客观公正地审案提供了空间。
　　那么，在此案当初要缉拿的案犯已经到案，并供述出另一样案情，皇帝也已作出进一步谕示的情况下，案件会审理出什么结果？整个案情到底是如山东巡抚所奏报的那样，还是真如已被作为案犯缉拿的薛对元所供的那样？在案件中被点到名字的各位当事人最终会得到怎样的判决？容我们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