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邵勇胜在部队服役时，第一次学着投稿，便投中了，1957年12月份的《解放军战士》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题目叫《话说45号》。
    这是他当时在烟台拍摄的照片。

    1964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从全国选出12名优秀作者到北京学习两个月。这是邵勇胜在北京八大处学习时与同期学员合影留念。后排左二为邵勇胜。
 
　 初识邵兄
　　第一次见邵兄，是在一九七二年“文革”期间。那是个火热的夏天，惠民地区组织全区的文学爱好青年修改作品，大家住在地区招待所东边靠北的一排平房。没过几天，山东省著名作家王安友来了，头戴一顶农家大草帽，一副庄稼汉的架式，对我们震动很大。“看，人家是大作家呢，多么朴实！”我那篇《盐碱窝里绘新图》，就经过他的指导，后来收入《火花》小说集。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邵勇胜到来。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参加学习班的作者名单上没有他。他正在我住的房前经过，同房的文友告诉我：“那人就是邵勇胜，著名的农民作家。”我读过他的《二爽赶车记》，脍炙人口，于是赶忙扭头望去：较高的个头，白晢的皮肤，英俊的脸面，走路挺胸昂首，沉沉的步子，稳稳的神态，慢慢的话语，目不斜视。他边走边与陪他的人说话，声音轻而稳沉，我听不到。文友问：“你与他有无交往？”我摇头说无。文友介绍：“他是高青县大邵村的党支部书记。”
　　我默然，但充满疑虑。看他那挺挺昂昂的气势，稳稳沉沉的神态，分明胸罗锦绣，说大学教授也有人信，怎么才是个村支书！我家在农村，入伍前当过本管区的团总支书，跑遍管区所有的村庄，与许多村支书和大队长们有交往，他们多被生活的艰辛累弯腰，被风吹日晒曝黑脸，见面嘻哈吼喝，粗俗大于文静，哪有如此白净、英俊、文质彬彬、胸有城府的美男呢？
　　文友相亲
　　来匆匆，走匆匆，自此一别，竟然久未见面。邵兄家在高青县，我在滨县工作，黄河相隔。后来地区成立创作组，邵兄调来当组长，我也调到创作组，学习、开会在一起。虽说同在创作组，交往并不多，因为我到创作组以后便参加了当时最为时髦的“三结合”长篇小说写作组。
　　这是个精心挑选的三人小组，有“出思想”的领导带队，有我这个退伍兵，还有高青县的一位农民作者，三人三类型。
　　邵兄从小说创作规律上发表意见，说作家写作是自身素材的积累与思想火花的迸发，他离开大邵来到地区，觉得身边空荡，再加当时强调“高、大、全”，脑袋里迸不出时代的火花。我十分赞同邵兄之见，说创作是作者思想的产物，不能由领导人“出思想”，尤其是反对领导人“我让你咋干你就得咋干”这是典型的雇佣思想。
　　创作组解散以后，邵兄当了艺术馆馆长（副馆长、副书记）。因为地区驻地在滨县境内，我仍然断不了去艺术馆看望邵兄。邵兄总是鼓励我，同时感叹当馆长事务太多，他的脑袋静不下来思虑小说情节。我突然发现：邵兄的创作之源不是这里那里去采访，去体验，而是在他生活了半生的大邵村。他离开大邵村，便断了文学艺术的生活之源！
　　他从不谈论别人的缺欠，就是听说哪位作者出什么问题，也总是为其辩护：“人无完人，责任不全归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邵兄外出参加一个什么会议，有一位自称邵兄好友的年轻人来到大邵村他的家中，说与他如何亲密交往。妻子认为真是邵兄的密友，好一番招待。不料会议提前结束，他回家来，发现这人他不认识。妻说：“这定是个骗子，叫人抓起来吧。”邵说：“不可，他喜欢文学，就是文友，天晚了，留他住一宿吧。”这人自觉无颜，他却依然以友相待，与其好一番交谈文学。读《大邵村纪事》以后，我才知这是他家传美德！
　　原沾化县、现东营河口区文化馆长杨海田，说起他文化站长由民办“转正”的事情，感受最深：“我与邵兄没有过多交往，仅在学习班上见过几面。可是，在转正的事上，听说邵兄为我力争。虽然有人阻挡，那次我没能转正，却知邵兄是个大好人。可信，可交！”
　　文人相轻是文化界的一大顽症，邵兄却有文友相亲的美德。正因如此，三十年后我搞《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研究》，到惠民县、无棣县、阳信县、邹平县、广饶县、沾化县、东营河口区采访的时候，遇到那些已经头染白发的文友，他们总是首先问候：“邵兄可好？”不是一般寒暄，而是怀有真切的感情，都把他当作可敬的兄长。
　　我久久地思考，一个人能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心目中，需要对朋友付出毕生的精力，需要用正义、用真诚去精心地栽培、浇灌，日久天长，才能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这些，邵兄都做到了。
　　我眼中的《大邵村纪事》
　　邵兄虽然成名很早，但作品不多，因为他的创作旺盛期正值“文革”。进入老年，才能静下心来，慢慢地梳理早年往事。这便有了《大邵村纪事》。我接到赠书，立即拜读，真真领略到醉人的乡风民俗、美妙的田园风光、传统的伦理美德。尽管有人说三道四，我却认为此书乃邵兄的文墨精华，闪烁着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光彩。
　　中国传统文艺美学，强调文艺的民族性。翻开《大邵村纪事》卷一，便是大邵十景：邵氏家庙、棋盘街、邵家寺、刘家湾、廪生胡同、上马台、李家胡同、南大门、叫花子坟、南墓田，短则千余字，多则二千余字，十大景致仅占了二十个页码。无有刻意雕琢涂彩粉饰，皆平平地叙来，但让人觉得津津有味；再加后面的济水、竹马、京剧班、庙会、油房、清明、春节等记实，描绘出大邵村在渤海平原的整体座标。
　　《大邵村纪事》具有很强的自然美。尤其是《乡土情怀》一卷，二十多个人物，笔者“俯拾即是”，且皆“著手成春”。譬如《庄稼汉们》中名叫“峰”的这个人：“是住亲戚家才来到大邵村的，是一筐一担的家产，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他家离水井远，“担着水他要思考，因而也就形成了吸旱烟较勤的习惯，也可能是缺火柴吧，或许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火柴，他把半着半灭的烟核磕在扁担的平面上，把装好的旱烟再对准半着半灭的火种，于是新的一袋旱烟又点着了……日久年深，担过多少水无法知道，他的扁担上有一浅浅的烧糊的坑。那是一个创业的纪念，一个陪伴星星走路的标志。”
　　真实，是《大邵村纪事》的又一美。“大邵风情”也罢，“乡土情怀”也罢，“家族人物”也罢，“乡里余梦”也罢，一篇又一篇，皆以“我”的所闻所见一一道来，是中国传统的实录笔法。写那位启蒙老师绳武哥，没有隐瞒老师的五音不全，唱起歌来“像老和尚念经”，土改时自己错估形势吓跑，以致闹出一生的坎坷，让人悲悯。写村支书邵祥阶，既写他三十年稳坐书记宝座的清正廉洁，“文革”中的高风亮节，又写他挨饿时犯的错误：他“以晚上看仓为名，十二点过后，煮一顿地瓜干吃，还派一人在门外放哨。‘小四清’时他带头做了检讨，每人赔偿瓜干三十五斤”。
　　尽管《大邵村纪实》用实录的笔法，语言朴实，白描无饰，却也篇篇蕴理涵德。最可说道的是“祖父的精神”。为了全村免遭土匪火烧，祖父冒死前去给土匪送馒头送肉；为了全村的吉祥，祖父不怕得罪人，接了“泰山会”的账房之职；盼望子女出人头地，却又不让子女读书，说是“念书耽误过日子，越念越不下力气干活，更不知道地咋种。”祖父会治家，以女人为主纺线织布，男人为主开粉房，用勤劳的汗水赢得全村的赞扬。土改分地，祖父坚决不要，说财产还是靠自己挣，只有创业才知道守业，不然后代出败家子……祖父的这种正直、本分、勤劳、善良，也有点儿固执、愚昧，充分体现出中国乡民千年传承的仁义之“道”。“文以载道”，正是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最大的民族特色。
　　美哉，美哉。邵兄的美文来自美德，堪为我等楷模！
　　（作者：段剑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原主席，研究馆员，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出版长篇小说及民间文化研究著作多部，曾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