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3月24日的《滨州日报》上，刊登了《滨州全速“驶”入百万辆汽车时代》的消息。

    ◀在2004年11月1日的《滨州日报·渤海晨刊》上，刊登了《我市私家车月增七百辆》的消息。

　　滨州日报/滨州网 记者 罗军 实习生 康曌
　 1981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
　　当年9月9日出版的《大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惠民县优先供应教师自行车》的消息。文章称：惠民县为解决教师购买自行车难的问题，当年拿出500辆自行车优先供给。
　　当时，自行车要凭票购买，而且价格不菲，拿“铁饭碗”的人要攒几个月才能买一辆，因此也与手表、缝纫机并称为结婚彩礼的“三大件”。
　　30多年后，沾化农村“80后”青年杨占新凭借过硬的汽修技术，在城里开起了汽车维修保养店，并且娶了媳妇买了楼，还开上了小轿车。
　　从步行、畜力车、自行车，到摩托车、汽车，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过去四十年，一代代滨州人脚下的交通工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交通工具的变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体现，同时推动着人类进步。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丁贤勇说，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物质文明的进步，就其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影响显著性而言，大概没有任何一项可以与交通工具现代化相比。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认为，市场应该赋予人平等的创富机会。滨州人出行交通工具的变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背后折射出的，是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出的更加多元和均等的创富机会，是市场逐步发挥决定性作用，是逐步健全的再分配，是滨州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的越来越足的信心。
　　滨州昂首进入“汽车社会”，我市居民每百户私人汽车保有量超过了全国平均值
　　从滨州坐火车一路向北，经过河北、天津、辽宁、吉林，行程1670公里，到达乌兰浩特。今年7月，69岁的韩克顺从滨州乘坐火车，完成了今年的旅行计划。
　　“世界那么大，一定要去看看。”2009年，从滨州日报社副总编辑岗位退休后，韩克顺就和老伴约定，每年都要出去旅行一次。韩克顺说，这次和之前的一个不同，就是第一次从家门口乘坐火车，这是另外一种体验。从参加工作以来，韩克顺就一直关注着滨州人出行交通工具的变化。“交通工具的变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缩影。从步行、畜力车、自行车，到现在的汽车、新能源车，这是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缩影。”
　　苍海沧田。改革开放之初，自行车一“票”难求，谁能想到今天滨州汽车会有这么大的保有量呢？根据《滨州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我市民用汽车保有量达82.4万辆、轿车保有量达53.62万辆。
　　韩克顺回忆，改革开放之初，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能坐上，哪怕是看一眼汽车，都是一种奢望。那时候，更多的是人力、畜力为主，有自行车已经很“高级”了。因此，自行车才会和手表、缝纫机等代表“先进”的“机械”并称结婚彩礼“三大件”。
　　1981年，韩克顺在惠民县宣传部新闻科工作。当时，宣传部有十几名干部职工，但也只能每年从县里分得一张自行车购买劵。“领导找到我，说我在新闻科工作，要经常跑乡镇，最需要一辆自行车，就把购买劵给了我。”韩克顺回忆。
　　但有了自行车劵，并不等于就可以轻松拥有一辆自行车。
　　1981年，韩克顺32岁，是吃“皇粮”的机关干部。当年，他的工资是40多元/月，但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的售价是153元，飞鸽牌的是172元，购买一辆自行车至少要花去他将近4个月的工资。
　　“别说是新自行车，就是骑上几年，成为一辆二手乃至三手的自行车，放到集市上去卖，也不少卖钱，差点的也能值60多元。”韩克顺说。
　　在“一车难求”的情况下，惠民县1981年拿出500辆自行车“专供”教师，是个大新闻。韩克顺了解到情况后，写了《惠民县优先供应教师自行车》的文章，刊登在《大众日报》上。
　　文章说：本月六日，惠民县第二批专门供应教师的三百辆自行车和一百台缝纫机又分到各校……为帮助解决教师买车难的问题，县政府五月初作出了三条决定：一、今年供应教师自行车五百辆、缝纫机二百台……任何单位、任何人不准占用，占用教师指标者，追查领导责任……五月中旬，有关部门根据县政府的指示，已供应教师二百辆自行车、一百台缝纫机。
　　1985年，《滨州日报》创刊。韩克顺从惠民县委宣传部选拔进入到滨州日报社。1986年，为方便摄影记者采访，滨州日报社花3700元买了一辆进口的铃木100型号摩托车。当年，滨州首次进口摩托车。随后，摩托车逐渐多起来。
　　2004年6月，韩克顺已经是滨州日报社副总编辑。他的一位朋友张先生花40000多元购买了国产的夏利轿车，自此放弃了摩托车，抓起了方向盘。
　　当年11月，《滨州日报》刊登了题为《我市私家车月增七百辆》的报道。文章称，2004年以来，滨州平均每月增加700余辆私家车。目前全市车辆保有量51952辆，其中私家车33685辆。而1995年，私家车的数量仅为1049辆，2000年2791辆。在短短的四年时间，私家车就增长了3万多辆。“汽车社会”已经在向滨州招手。
　　10年后，2014年3月，《滨州日报》报道：“截至2014年2月，全市轿车保有量为317229辆，较2013年增加了12188辆，较2012年和2011年分别增加70315辆和127810辆。全市平均每11个人拥有1辆轿车。按每户约3口人计算，每4个家庭中就拥有约1辆轿车，相当于每百户居民拥有轿车25辆。”
　　根据国际上通行标准，一个地区进入“汽车社会”的重要标志是每百户居民拥有汽车数量达到20辆左右。而滨州每百户家庭仅轿车就达25辆，已经昂首挺胸迈进了“汽车社会”。
　　2016年年末，我市私人汽车保有量68.99万辆，常住人口389.10万人，按照每3个人为一户计算，每百户私人汽车保有量达到53辆。而根据公开报道，当年全国每百户家庭有36辆私家车。
　　今天，愈加成熟的滨州人开始选混合动力、电力能源的汽车，让出行变得更加“绿色”。
　　改革开放充分激发了滨州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实现了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的巨大增长，使汽车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夏秋季节的清晨，沾化北部沿海渔村，这里的宁静经常被呼啸而过的摩托车马达声惊扰。这些摩托车载着刚下船的“虾兵蟹将”，迎着朝阳，从北部一路逛奔向南，向着滨州城区农贸市场摊位而去。
　　1985年前后，希望的种子已经发芽，敏锐嗅到商机的“不安分”的人，开始干起了个体。
　　滨城区的韩先生生于1978年，在记忆里，从他五六岁开始，家里就逐渐从农田中脱离出来，开始专心做生意。
　　“那时候村里有人种地，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做生意”。韩先生说，家里先是开商店，后来贩卖猪肉，再后来，家里有了经济底子和经验，做生意的门路也越来越宽。
　　机制搞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重要起来，也打开了沉闷许久的需求。当时，无论是贩卖海鲜、猪肉，还是倒卖木材、沙石料，只要是干生意就能挣钱，因为市场太需要了。
　　尽管，周围有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投机倒把行为，是“不光彩”的事情。但事实是，这些“投机倒把”的人是最早一批买得起摩托车的人。
　　当时，一辆进口的日本摩托车至少要两三千元，济南轻骑也要六七百元。对于拿“铁饭碗”的来说，一个月只有几十元的工资，买一辆价值172元的飞鸽牌自行车都要攒几个月，更不用说买得起摩托车了。而在住房市场没有放开的情况下，能买得起这个屁股冒烟、跑得飞快的交通工具，就是有本事、能挣钱的象征。
　　市场搞活，经济发展，群众的腰包鼓了起来，推动了消费增长。
　　1986年，全市工资水平有了大幅调整。普通机关干部1986年每月工资100多元，1988年涨到200多元，到1989年涨到300多元。
　　1987年、1988年《惠民大众》刊发的惠民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86年，全区电冰箱销售量较上一年度增加77.7%，洗衣机、录音机均保持了40%以上的增长率。
　　韩先生记得，最早的一辆摩托车是进口的铃木，要好几千元。“那时候年轻的小伙、姑娘骑着摩托车很是风光潇洒，跟现在开宝马、奥迪差不多。”
　　受家庭经商氛围的影响，韩先生很早就在做生意上动脑筋。“就连和女朋友约会时，我都批发上刨冰，摆在蒲园门口，边聊天，边挣钱。”后来，他贩过海鲜，跑过运输，干过工程，挣了钱，也吃了苦。
　　勤劳之下，必有回报。不到四十岁时，韩先生的“座驾”换成了五十多万元的奥迪轿车。
　　随着改革的深入，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逐渐成为收入分配的重要要素，初次分配的元素更加多元。
　　杨占新是一名80后，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上学，也没有种地，而是学了汽修。
　　大约10年前，杨占新在位于渤海五路上的海德汽配城开了家轿车维修保养店，自己当老板，也当员工。凭借着技术过硬，做生意厚道，这些年积累了不少回头客，在汽配城中逐步站稳了脚跟。靠着技术，10年的时间里，他买了楼房娶了媳妇，买了私家车。
　　改革开放以来，像韩先生、杨占新这样的创业者比比皆是，这些创业者，靠着辛勤的汗水创造着财富，改变着生活。
　　在这股创业和奋斗浪潮中，魏桥、西王、滨化、京博、渤海活塞等一批企业诞生、成长、壮大起来，成为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代表。
　　1999年，时任中共滨州地委书记王宗廉著文称，1978年之前，滨州只有中型企业一家，到1998年，全区个体工商户发展到13.79万户，私营企业登记注册2993户。
　　而到2017年年底，我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达25.84万户，较1998年翻了接近一番。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不断健全，不断减少着人们的后顾之忧，释放了消费升级的活力
　　1980年，滨县邮电局处理一辆超期“服役”且经常“罢工”的轻骑摩托车。当时在一棉工作的梁建华听说后，委托在邮电局工作的姐姐，花40元把这件原价600多元的“宝贝”买回了家。
　　之所以买辆接近报废的摩托车，是因为，“当时，摩托车不好买，而且价格高，对于绝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一辆普通摩托车要花一年多的工资。”当年，31岁的梁建华每个月工资只有40多元，县级干部也只有120多元。这些钱，是支撑家庭养老、医疗、教育，以及日常开支的主要来源，花了这些钱，一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了”。
　　花最少的钱，满足最大的愿望。从傍晚一直到夜里12点，痴迷于机械专业的梁建华像对待古董一样，借着幽暗的灯光，反复研究“她”的机理，摸索“她”的“性子”，并最终修好了摩托车。
　　此后，他又买过摩托车，临近退休，才买了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较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
　　尤其在我国，人到中年，都在积蓄养育下一代的费用以及为自己和老人养老用的钱。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消费是首先要考虑的，其余的消费在次。
　　工作时，梁建华的工资并不高，夫妻双方的收入除去抚养两个孩子、赡养老人，更多的需要“攒”着，为孩子将来读大学、买房、结婚做准备。等着这些作为父亲的“任务”完成后，他才敢谈“享受生活”。
　　梁建华说，儿子结婚后没几年就买上了汽车，“我和老伴都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儿子儿媳工作稳定，有养老和医疗保险，孙子义务教育阶段不用学费和杂费，开支和顾虑就少了很多。和我们年轻时候相比，孩子们的生活能过得更滋润了”。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除去住房，交通工具可以说是最大的固定投入和消费。而今天以汽车为代表的消费升级行为，一个前提是不断健全的社会保障，有效降低了人们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2007年以来，我市全部免除城市和农村中小学生杂费，全部免除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教科书费。2017年，我市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政策全面统一，拨付免学费和助学资金1.3亿元。2017年，全市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13项民生支出完成259.68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78.8%。
　　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市参加企业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人数，分别达到49.28万、9.35万、191.03万、58.69万、317.78万、40.41万、48.11万、30.10万，参保人数持续增加，各项社会保险逐渐由制度全覆盖走向人员全覆盖。
　　在基本医疗保险领域，我市不断完善居民大病保险制度，2017年启动实施职工大病保险制度，出台全市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管理办法，职工慢性病由34种调整为37种，居民慢性病由16种调整到19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在《魔山》中有这样一句话：“往昔越是接近当下，其往昔性岂非越深刻和越显传奇？”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滨州人车轮上的变化折射的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是普通人衣食住行用的变迁，是居民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
　　1980年，滨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78元，到201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6970元，按年均汇率折算为9919美元。
　　2018年7月12日，《滨州日报》一版刊发评论员文章《必须在思想深处来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文章经新华社客户端转载后，获得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共鸣，阅读量很快突破了100万人次。
　　文章说，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走好将来的路，要以思想为先导，以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变革引领各方面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激发敢闯敢干、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改革发展，推出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推动滨州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