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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后,我们家终于有了余粮
李新忠
    “大包干”雕像作品。(来源网络)

  笔者的童年正赶上计划经济时代,父母都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由于家里人口多,缺粮少柴成了常事,特别是做饭用的烧柴。
  没有办法,下午放学后,笔者和几个姐姐做完作业就去坡里拾柴火,经常回到家里时已掌灯了。干活回来的母亲就用我们拾来的柴火做饭,要是赶上拾得柴火湿时,满屋子里全是烟,呛得人直流眼泪。
  最高兴的是每年收秋,队里把玉米棒子运到场院里,让社员们剥玉米皮。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往前赶进度,队里规定剥下来的玉米皮全部归农户自己。这下,场院里可热闹了。天刚亮,大人、小孩围着大玉米堆,不用指挥,都快速地剥着玉米皮,甚至忘了饥渴。傍晚,在阵阵欢笑声中,大家各自把玉米皮运回家中,晒干后做饭烧火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大高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分到了6亩多口粮田,分别种上了小麦、玉米和棉花。父母起早贪黑地忙活了大半年,所种的农作物获得了大丰收。“大包干,大包干,上缴国家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我家不仅有了余粮,而且有了充裕的烧柴。从那以后,笔者和姐姐们再也没有去拾过柴火。
  1999年左右,我国农村开展了新一轮土地承包,规定:农户承包土地30年不变,“三提五统”改为农业税,允许农民发展二三产业等。这一政策的出台,使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没想到的是,从那年开始,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并对种粮的农户逐年减少缴纳农业税。到了2006年春天,更没想的是,农业税全都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至此画上了句号。同时,国家为鼓励农民种粮,每种一亩小麦给予100元左右的补贴。
  这些好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除了种好自己承包的土地外,有的村民还把那些盐碱地、弃用的沟渠、闲置场院等开垦后也种上了农作物,让土地“生金长银。”
  一晃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在农村,“转包”“返包倒租”“托管”等种地新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孕育而生,也催生了“农场主”“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名词。
  我们村也不例外,超过一半的村民后悔当初分地时承包少了;有些没承包土地的村民更后悔,没想到种地有这么多实惠,就想法转包村里那些上岁数村民的土地,本村的土地转包过来后还不满足,就托亲戚朋友转包外村的土地,甚至还到外地租种土地。
  村民张俊峰转包了流钟村100多亩土地,种上了高产价高的优质麦和玉米,年收人在15万元以上;村民李福河借助国家补贴农民购买农用机械的政策,先后购买了小麦联合收割机、旋耕机、玉米脱粒机、抽水机等农机,注册成立了农机合作社;村民鲁新月与几个村民组成了农业服务队,专为那些种地缺少劳力的村民种、管、收……同时,随着科学种田的普及,村民种粮成本减少了,产量却提高了,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迎来了改革开放40年。笔者坚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也越来越富强,种粮农民获得的实惠也越来越多,生活也会更富裕!
  (作者单位:沾化区大高镇流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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