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坚韧的跋涉 卓著的成果
收到李象润先生等著的201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所出四卷本、110多万字的《滨州通史》时，正值寒冬时节，手抚着散发墨香的大作，对编者们执着精神的感动不禁油然而生，冬日的寒意竟为之一扫而光。
我也曾从事地方史研究有年，深知其中的苦辣酸甜。一方面，地方史研究的资料非常有限，且获取艰难；另一方面，研究人员较少，而能长期坚守一方阵地的高水平研究者尤为奇缺，学术的交流和合作比较困难。在此背景下，想在地方史研究上有所突破，尤其要编纂一部横跨数千年、涉及方方面面的地方性通史著作，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没有对地方文化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炽热之心，没有研究者之间的通力合作，是无法做到的。为此，我对《滨州通史》的编者们在充满感动之余，也对他们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细细品读该著，发现其有不少显著的特色。
首先，该著是第一部有关滨州历史的通史性著作，是滨州历史研究史上的一项里程碑式的成果。《滨州通史》的出版具有填补滨州市历史研究空白的价值和意义。滨州市地处黄河三角洲的腹地，是中华文明发祥的摇篮之一，如承载中华民族最早记忆之一的《禹贡》，其所载的“九河”之徒骇、马颊、沟盘、鬲津等多条河流，虽几经变迁，但至今仍在此地静静地流淌。而据相关研究，作为东夷雄邦的“薄姑”，就在坐落于该地等。具有如此深沉厚重历史积淀的滨州市，的确需要一部通史，以铭记其过去，以昭示其将来，应该说《滨州通史》的出现，恰逢其时。
其次，体例新颖、灵活，内容丰富、可读性强。
正如《滨州通史》的编者所言，该著“借鉴了传统史志‘通纪’、‘典志’、‘列传’体例外，同时参考了《中华文明史》《山东通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等著作编纂体例”，在编纂体例上，该著博采众家之长。在各地市的通史编纂中，以“通纪”、“典志”、“列传”为纲者，尚不多见，此其之一创新。同时，在各章节的具体论述中，该著又不拘泥于“体例”，如各章均载有“典志”，但并不严格限定“典志”的具体内容。这反映出，该著在编纂过程中，在遵循一定体例和规范的同时，更注重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来研究、记载相关问题。对体例的灵活运用，既实现了各卷内容的有机统一，又兼顾到了各时代内容的多样性，此可为该著的一大发明。
就《滨州通史》具体内容而言，其涉及从先秦至民国时期滨州市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地理、河渠、思想、文化、宗教、教育、科技、风俗、文物古迹、文学艺术、社会、人物等诸多方面，凡历史时期有特点、有影响、有贡献者，均将其载录其中。可以说，该著内容之丰富，资料之充盈，堪称为滨州历史文化之集大成者。正如编者所言：该著“在典雅与通俗，学术性与普及性上做到有效统一与折衷。”此其又为《滨州通史》之一大特色。
再次，传统通史编纂理念与当前学术研究的结合。
传统的通史性著作在编纂过程中，作者往往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却不太重视对相关问题的学术探讨，这导致有关著作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滨州通史》在编纂过程中，贯穿了通史性著作的编纂理念，有一定的体例可循，尽可能地将相关史实介绍清楚、全面，同时该著又展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相关成果。很多内容不局限于对相关史实的介绍，而是通过对相关史实的考证，将作者对有关问题的思考、认识融入其中，处处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如在“先秦——魏晋南北朝”卷“商周时期的滨州”一节中，作者通过研究，提出了滨州乃是“商文化的东渐与商夷融合重心”“薄姑灭国后四散迁徙并成为嬴秦先祖之一”等观点。另如，在“隋唐宋金元”卷“隋朝时期的滨州”一节中，作者通过对隋大业时期有关“豆子䴚豪杰纷起”史实的梳理和探讨，得出了如下认识：“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之说，而豪杰实可分为黎阳——瓦岗寨和豆子䴚——高鸡泊两大系统，豆子䴚、高鸡泊两大集团又具有并存性和传承性”等。虽然上述观点和认识未必确凿无疑，但作者努力用学术研究的方法来进行通史撰写的做法，却是值得肯定的。随着学术研究的融入，使该著不再仅仅是一部历史资料的汇编，而更像是一部作者在相关资料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探索后的研究性成果。这种编纂方式在一般性的通史著作中亦不多见。
最后，地方历史研究者间的协同合作与创新。
《滨州通史》的编纂者涉及多个领域和多个部门，有的是来自政府的史志部门，有的是来自政府文博机构，有的是来自政协文史系统，有的则是来自高校相关单位。可以说，该著是对滨州当地相关部门有关历史研究者的一次总动员。
对于地方史的研究，不同部门的研究者各有优势，但又自有其不足。由于不同部门对于史学工作者的任务、要求不同，所以他们之间很难达成一致的学术追求和目标。然而，《滨州通史》的编纂却打破了各个部门间的壁垒，以及研究者之间交流的障碍，实现了研究队伍的优势互补。正因为多个部门编者的共同参与，才使得该著成为一部凝聚集体智慧的创新性成果。这种协同合作和创新研究的组织模式也足资可鉴。
相信随着该著问世，必将对滨州历史文化研究以及黄河三角洲历史文化研究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也必将对我省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章有删减）
我也曾从事地方史研究有年，深知其中的苦辣酸甜。一方面，地方史研究的资料非常有限，且获取艰难；另一方面，研究人员较少，而能长期坚守一方阵地的高水平研究者尤为奇缺，学术的交流和合作比较困难。在此背景下，想在地方史研究上有所突破，尤其要编纂一部横跨数千年、涉及方方面面的地方性通史著作，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没有对地方文化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炽热之心，没有研究者之间的通力合作，是无法做到的。为此，我对《滨州通史》的编者们在充满感动之余，也对他们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细细品读该著，发现其有不少显著的特色。
首先，该著是第一部有关滨州历史的通史性著作，是滨州历史研究史上的一项里程碑式的成果。《滨州通史》的出版具有填补滨州市历史研究空白的价值和意义。滨州市地处黄河三角洲的腹地，是中华文明发祥的摇篮之一，如承载中华民族最早记忆之一的《禹贡》，其所载的“九河”之徒骇、马颊、沟盘、鬲津等多条河流，虽几经变迁，但至今仍在此地静静地流淌。而据相关研究，作为东夷雄邦的“薄姑”，就在坐落于该地等。具有如此深沉厚重历史积淀的滨州市，的确需要一部通史，以铭记其过去，以昭示其将来，应该说《滨州通史》的出现，恰逢其时。
其次，体例新颖、灵活，内容丰富、可读性强。
正如《滨州通史》的编者所言，该著“借鉴了传统史志‘通纪’、‘典志’、‘列传’体例外，同时参考了《中华文明史》《山东通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等著作编纂体例”，在编纂体例上，该著博采众家之长。在各地市的通史编纂中，以“通纪”、“典志”、“列传”为纲者，尚不多见，此其之一创新。同时，在各章节的具体论述中，该著又不拘泥于“体例”，如各章均载有“典志”，但并不严格限定“典志”的具体内容。这反映出，该著在编纂过程中，在遵循一定体例和规范的同时，更注重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来研究、记载相关问题。对体例的灵活运用，既实现了各卷内容的有机统一，又兼顾到了各时代内容的多样性，此可为该著的一大发明。
就《滨州通史》具体内容而言，其涉及从先秦至民国时期滨州市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地理、河渠、思想、文化、宗教、教育、科技、风俗、文物古迹、文学艺术、社会、人物等诸多方面，凡历史时期有特点、有影响、有贡献者，均将其载录其中。可以说，该著内容之丰富，资料之充盈，堪称为滨州历史文化之集大成者。正如编者所言：该著“在典雅与通俗，学术性与普及性上做到有效统一与折衷。”此其又为《滨州通史》之一大特色。
再次，传统通史编纂理念与当前学术研究的结合。
传统的通史性著作在编纂过程中，作者往往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却不太重视对相关问题的学术探讨，这导致有关著作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滨州通史》在编纂过程中，贯穿了通史性著作的编纂理念，有一定的体例可循，尽可能地将相关史实介绍清楚、全面，同时该著又展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相关成果。很多内容不局限于对相关史实的介绍，而是通过对相关史实的考证，将作者对有关问题的思考、认识融入其中，处处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如在“先秦——魏晋南北朝”卷“商周时期的滨州”一节中，作者通过研究，提出了滨州乃是“商文化的东渐与商夷融合重心”“薄姑灭国后四散迁徙并成为嬴秦先祖之一”等观点。另如，在“隋唐宋金元”卷“隋朝时期的滨州”一节中，作者通过对隋大业时期有关“豆子䴚豪杰纷起”史实的梳理和探讨，得出了如下认识：“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之说，而豪杰实可分为黎阳——瓦岗寨和豆子䴚——高鸡泊两大系统，豆子䴚、高鸡泊两大集团又具有并存性和传承性”等。虽然上述观点和认识未必确凿无疑，但作者努力用学术研究的方法来进行通史撰写的做法，却是值得肯定的。随着学术研究的融入，使该著不再仅仅是一部历史资料的汇编，而更像是一部作者在相关资料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探索后的研究性成果。这种编纂方式在一般性的通史著作中亦不多见。
最后，地方历史研究者间的协同合作与创新。
《滨州通史》的编纂者涉及多个领域和多个部门，有的是来自政府的史志部门，有的是来自政府文博机构，有的是来自政协文史系统，有的则是来自高校相关单位。可以说，该著是对滨州当地相关部门有关历史研究者的一次总动员。
对于地方史的研究，不同部门的研究者各有优势，但又自有其不足。由于不同部门对于史学工作者的任务、要求不同，所以他们之间很难达成一致的学术追求和目标。然而，《滨州通史》的编纂却打破了各个部门间的壁垒，以及研究者之间交流的障碍，实现了研究队伍的优势互补。正因为多个部门编者的共同参与，才使得该著成为一部凝聚集体智慧的创新性成果。这种协同合作和创新研究的组织模式也足资可鉴。
相信随着该著问世，必将对滨州历史文化研究以及黄河三角洲历史文化研究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也必将对我省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章有删减）